浅谈成品油销售企业培训基地配套体系建设

培训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的一项战略性、前瞻性工程.随着企业规模、效益等方面的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着手内部培训基地(企业大学)建设.然而,较大部分企业热衷于前期基地建设及相关硬件配套,缺乏持续性的师资、课程、专业管理等方面配套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导致培训基地无法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文章通过对中国石油四川销售分公司基地配套体系建设构成的分析,着重介绍了其"124"培训配套体系建设思路.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双层区分制:比较视野下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类型归属

在解决共同犯罪定罪量刑的路径上,世界不同国家形成了单一制和区分制两种立法模式。单一正犯体系在不法构成要件层面不区分犯罪参与形态,将所有犯罪参与者都视为正犯,且认为不法程度等价值,这存在着不足。区分制通过在不法层面区分正犯和共犯,在实现量刑精细化的同时实现罪责刑相均衡,但其因正犯判断更加趋向实质化而饱受批评。相比较而言,我国参与体系不同于上述两者,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我国宜采取"规范性实行行为说",这有利于维护构成要件的定型性机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我国制度建设的贡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集中了全党智慧,反映了人民意愿,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书。《决定》意义重大、贡献很多,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其贡献也很多。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制”“治”融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这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作出部署,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齐心协力,为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奋斗。我们党历来重视法治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     

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体系建设研究

传统刑事犯罪形式呈现明显的网络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也逐渐附带网络属性,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电子数据证据和线索,电子数据取证技术也已成为案件侦办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能力体系是结合案件性质、侦查环节,细化每一环节需要的知识技能、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民警必须根据自己日常工作特点和业务需求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学习,以达到快速提升全警电子数据取证能力的目的。     

环境治理犯难? 这份文件出实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文件提出的举措,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为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可以说颇具亮点。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