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为此就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来限制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政府体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加强政府体制改革,本文就上述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尹锡悦政府对外政策调整与中韩经济合作前景

尹锡悦上台后重塑韩国对外政策,政策基调呈现对美“战略倾斜”态势,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发展“基于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选择性地开展对华合作。受此影响,中韩高技术合作壁垒有所强化,两国供应链稳定受美国因素干扰的风险有所增加,经贸合作受美韩安全合作冲击的可能性提高。然而,受制于美国自身原因及韩国经贸结构,韩美深化合作具有明显的限度,且中韩具有相当规模的共同利益,深化经济合作基础依然牢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韩应深入挖掘东亚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有效控制美国因素对两国经济合作的干扰,实现互利共赢。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多维风险与立法规制——《民法典》的人格权视阈关照

基因编辑时代,人格尊严遭遇到了来自于基因科技的巨大威胁与挑战,引发了诸多伦理风险、技术风险以及法律风险.人类基因胚胎技术一旦被滥用,将可能对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平等存在、公正追求、安全目标等法律价值与道德理念产生挑战.剖析基因编辑可能造成的多维风险,指出其伦理争议与立法体系缺位,可以厘清其蕴含的责任追究与权利救济等法律...     

对"网络刷单"的刑法规制与适用

网络刷单作为一种新型的造假方式,迫切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科学的规制.随着电商的发展,网络刷单行为不断延伸,其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声誉型刷单和财产型刷单两种.就刷单的本质来看,作为互联网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畸形现象,刷单是规避法律空白、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其运行体系不断发展成熟,若任由其发展,将会引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政府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探析

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并把它作为指导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与国际绿色技术标准存在较大差距等。政府必须完善绿色发展的决策机制和管理机制,建立经济绿色治理机制促进经济绿色化,构建全面系统推进绿色发展的法治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绿色发展技术交流合作,打造我国绿色发展品牌,从而全面推进绿色发展。     

政府水环境治理责任：发生逻辑、缺失行为及其制度回应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最富竞争力的战略资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有责任履行由法律和社会所赋予的职能和义务,也就是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和确保公共产品安全,这是政府的本质决定的,也是政府的合法性所要求的。但现实中有些政府水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滞后性、失灵性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存在思想认识"异化"、责任履行"错位"、处理方式"缺位"等责任缺失的行为表现。重新审视政府水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和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制度、水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制度以及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责任落实,对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排斥性互动:广州非洲人聚集区治理过程考察

通过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发展形态及其治理过程的考察发现,面对广州非洲人聚集区带来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采取了证件查处、以屋管人、亮化工程、优服务和建机制等治理措施,这些治理措施不但形塑着非洲人聚集区的发展形态,也使得非洲人群体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排斥性互动关系。这种排斥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反映了外来移民群体的社会空间建构状态与国家对这些社会空间的治理之间的现实张力。探索广州非洲人聚集空间的发展形态及其有效治理,对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以及促进"异质共存"的城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健康风险的公法规制路径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健康风险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风险形态,对传统的私法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充分发挥公法在预防环境健康风险、保障公民环境健康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不仅是国家环境健康保障义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理念的现实回应。为更好地发挥公法的风险预防功能,在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中需要将风险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协同适用,以保障规制措施的适当性;通过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衔接,保障风险规制的科学性;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的有限适用,保障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措施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为此,应推动国家环境健康保障职能与义务的明晰化,整合与协调管理职能,健全环境健康标准体系,完善风险沟通机制,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环境健康风险规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