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     

政府形式回应是无奈之举还是必要手段: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十九大报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各地政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通过更加平衡、更为充分的发展来不断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新需求,提升政府的回应性。但现实中存在大量推诿性回应、模糊性回应等政府形式回应行为。研究发现,公众的不合理期望与政府权力和能力有限的矛盾催生出超越政府职责范围与能力边界的诉求,构成政府形式回应的触发因素;制度环境、抗争性利益表达以及官僚理性知识与个人感性知识冲突是政府形式回应发生的重要外部推力;与此同时,基层公务员胜任力不足和公众身份特征则发挥着调节变量的作用。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北大核心CSSCI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并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特质。以理念观照为立足点,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密码,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选择。从表达路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来看,需要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在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选择,谱写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篇章。     

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2月3日至2022年5月10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全书以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党和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政策依据,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的重要历史时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对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环境美不美,生态好不好,关系人民福祉和永续发展。“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守护最普遍的公共利益和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对环境保护和民生发展有着深邃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主要内容——生态民生观。生态民生观既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伟大智慧。     

让政协学习春风化雨

学习是推动民族国家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杠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基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同志也曾阐述学习对于政协的重要性:学习关系政协委员的成长进步.     

“后查韦斯时代”隐现政治裂谷

目前,在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还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深孚众望,即便是特意培养的马杜罗,也与查韦斯的个人魅力相差甚远。后查韦斯时代真的要来了。因为查出癌症有复发迹象,2012年12月9日查韦斯前往古巴哈瓦那接受手术治疗,术后感染并发症,有可能无法出席2013年1月10日在委内瑞拉国会宣誓总统连任就职的仪式。反对派为此要求重选总统,但当权派搬出宪法条款,说可以改为在最高法院面前宣誓,至于何时何地宣誓,应由最高法院决定。查韦斯临走的前天晚上,在电视讲话中首次表明,如果身体状况继续恶化,     

当前阿富汗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正>阿富汗当前实行多党参与的议会选举制,但受历史发展、自身国情、政治生态及内外影响等多种因素制约,相较于南亚其他国家,阿政党政治发展缓慢,政党尚未成为政坛主导性力量。阿富汗政党发展脉络和现状阿富汗政党政治起步较晚。1964年阿封建君主制王朝开放党禁,人民民主党等各类政党先后建立,开始在政坛上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     

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2010年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议题使得中日关系紧张气氛持续升级。不同于2005年前后的政冷经热,现阶段中日关系已对贸易关系产生了显著冲击。对此,我们基于内生结构断点的方法,以2008年第二季度、2010年第三季度为分界点,将2002—2012年中日政治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经历了三种状态: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第一阶段,由于政治关系的影响较弱,经济上的有利因素容易抵消政治的负面影响,因此表现出了政冷经热。在第三阶段,政治关系恶化对贸易的影响显著强化,同时经济指标走弱,由此出现了政冷经冷。结果还显示: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313亿—318亿美元,日本损失为368亿—379亿美元,高出中国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