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缓压力 服务农村——关于乡镇政权工作的思考

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权力组织序列的最末梢,上接国家而下联农民,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它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受到国家和乡村民间社会双重力量的交互作用。在当前农村改革过程中,乡镇政权工作压力弥重:——权利弱化,功能不齐。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本来就是先天不足,它不具有完备的政府功能,特别是由于自身的财政能力十分有限,导致缺乏相应的施政能力,乡镇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地表现为“职权小,能力弱”。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各部门的政策制订者发起自上至下的收权运动,使强势的城市权力大举进入农村,致使乡镇的权力越…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区警务——警务改革探索

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既往以静态管理为主的公安派出所工作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治安环境的动态变化。提出了构建城市社区警务的新型框架:在属地管理原则指导下变警力分散为组成合力,变警种分工过细为一警多用的派出所警务改革;特殊社区的警署配置;实行户籍微机化管理,增强对辖区治安工作警力的投入及建立巡警制度等基层治安工作改革;与动态管理相适应的社区警务活动方式;完善城市社区警务保障机制。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高尔察克反动政权的溃灭——兼评苏俄红军取得东线西伯利亚战场胜利的原因

高尔察克反动政权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势力最凶悍的白卫政权,在西伯利亚14个月的统治充分暴露了反革命的丑恶嘴脸。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最终消灭了这个凶残的白卫政权,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全国范围最后取得胜利和巩固红色政权奠定了牢固基础。     

《成吉思汗法典》与草原文化

《成吉思汗法典》是由成吉思汗亲自制定或认可的一部法典，是成吉思汗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即使在他离世后．这部法典依然在蒙古族政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0年代泰国的政权转变

本刊本期为泰国问题专号,专门翻译并刊载英国新英格兰大学亚洲语言与社会基金会主席、默多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凯文·休伊森博士主编,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于2001年出版的名著《泰国的政治变化:民主与参与》,并已获得该书著作权人凯文·休伊森博士的授权。该书的各章分别由不同作者撰写,主要论及泰国在20世纪末的政治变化情况,特别是关于泰国政权和民主发展的变化模式,对泰国的政治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极力接近政权的新势力中心”的论述。本书是研究泰国政治变化性质与模式的有用工具,它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泰国的政治状况,而且有助于人们研究其它一些受到类似经济与社会变化困扰的社会的政治状况。本书另有四章将在下期续载。     

山河依旧 景色全新

1929年6月1日,国民党为孙中山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奉安大典,这是国民党党史上,唯一一次运用国家政权为个人举行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国民党人通过建造宏伟壮观的中山陵,举行规模盛大的奉安大典,希望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使中山陵成为凝聚国人的精神纽带。奉安大典后,中山陵一直是国民党人心中的圣地。这块圣地,是他们心中解不开的情结。1949年以前,国民党在举行一些重要活动或会议之前,往往先来中山陵拜谒中山先生,以增加庄重的气氛。每逢孙中山诞辰、逝世纪念日或一些重要节日,国民党都要在中山陵灵堂举行谒陵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人权是什么？——三种阐释与一个回答

本文首先从人权的价值论、人权的规范论及人权的事实(实证)论来阐释人权，以求展示人权的不同侧面。在人权的价值论中，考察了人权的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并揭示了人权价值内含的三个信念：人的共同性与多样性、人的平等、个人自治理念；在人权的规范论中．分析了人权的三个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对人权内容的分析，主要借助于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框架；在人权的事实论中，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人权现象作为一种事实在人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内在基础。最后，基于对人权的上述理解，反驳了关于“人权谎言论”的观点。揭示了人权的人性关怀与对现世的意义，从而又反过来深化了对人权的理解。     

椒江打造新型党代表

今年常州武进区委结合实施镇党代会常任制，以建立镇党委任期目标责任制为抓手，确保镇党代会例会能积极有效地行使职权，在三个镇开展了镇党委任期目标责任制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着力把握好三个方面：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建立党委任期目标体系。我们根据镇党委的工作职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出台了《关于建立镇党委任期目标责任制的意见》，提出了镇党委任期目标体系框架，指导各镇党委建立任期目标责任制。     

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试论朝鲜近期经济改革

自今年7月起，朝鲜推出一系列经济变革新举措，但这些举措并非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是“引进市场经济”。这些变革并没有触动朝鲜现存的经济体制、经济路线、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宏观经济层面，更没有改变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是把变革的重点放在了分配领域和经济管理层面。它虽然在分配领域改变了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配给制，但在生产、投资领域却依然保持着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朝鲜的这一经济变革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只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一种调整。朝鲜最高当局推行经济变革的“底线”是不能损害更不能危及其现存政治体制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当改革使最高当局的“危机感”消除之后，改革有可能刹车，甚至可能转而强化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