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基于“政治主导”的政治理念，民主党政权在政策决定过程领域推行政官关系变革。历经鸠山内阁、菅内阁与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乡镇政权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乡镇政权处于国家政权体系的基础层面,是落实党和国家各项农村政策的桥头堡.但目前一些乡镇政权债务繁重,事权大于职权,财政入不敷出,公益事业兴办难,事务性工作繁多,干部积极性不高,职能部门管理不顺,干部素质相对偏低等现状影响乡镇政权作用的发挥.其原因主要是集权式政治体制的影响,监督管理机制运行不畅,乡镇政权职能界定不清,税费改革缺乏配套措施,乡镇干部激励机制弱化.为此,需要加强乡镇法律法规建设,提高乡镇政权驾驭能力,建立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合理妥善化解乡镇债务,继续深化乡镇体制改革,以优良管理促乡镇和谐,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党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破晓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从此,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的时候,缅怀党指导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丰功伟绩,领悟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更好地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

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扛杆,是沟通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命脉和媒介。中央苏区时期,苏区的领导者们在领导苏维埃经济建设时就高度重视金融建设,充分发挥红色金融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商品流通、支持合作化运动、巩固苏维埃政权诸方面的重要作用。苏区金融三奇葩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先后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吉安东固、万安、泰和、永丰、赣县大埠、信丰、于都、寻乌、南康谭口和兴国崇贤等地农     

东固会师：解决了红军的领导体制问题

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响起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此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先后胜利完成了井冈山会师、东固会师、会宁会师等重大会师。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胜利会师中,人民军队的势力不断凝聚、壮大,＂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不断拓展、延伸。在这一系列会师中,东固会师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南诏大理国历史研究与西南“桥头堡”建设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国西南边疆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在西南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历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但是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历史发展的的重要阶段,对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基本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础，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舟水关系”到“鱼水关系”

谈起人民群众在维护政权稳定中的地位作用,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恐怕就数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了。在古代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如《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我们今天的党群关系与过去的官民关系相比在性质上有着根本区别,但人民群众在维护政权稳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却是一样的,甚至随着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政治诉求的增加变得更为重大、更为关键。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警     

写好“进京赶考”第二季

中国历史上，新兴势力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进城”，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著名的“进京赶考”有三次。一是秦末刘邦进城，二是明末李自成进城，三是中国共产党进城。细察这三次进城，虽然时空不同、结局迥异，但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民心向背决定“进京赶考”成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率军攻入关中，到达咸阳后，随即下令封闭王宫、还军灞上，并“约法三章”，得到了百姓信任，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起长达229年的强大西汉政权。李自成南征北战18年后攻入京城，然而起义军进城不久便追求骄奢淫逸，很快失去了民心，大顺政权仅坚持18天就迅速败亡。     

我国选举法律制度的发展沿革

选举制度是宪法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选举法是重要的宪法相关法（宪法性法律）。新中国选举制度的建立吸收了世界各圈选举制度的经验，吸收了我同民主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选举制度和选举实践的经验，与我闺历史上任何旧的选举制度都不同。目前，它主要南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国家机构选举制度、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这三大选举制度构成。     

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的排除之辩

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撤检派＂基于检察制度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不兼容的理由而主张撤销中国检察机关的建制,而＂挺检派＂虽拒斥＂三权分立＂的理念,但同时又笃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并以此作为主张维护和完善中国检察机关的＂理论根据＂或＂原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前世今生以及是是非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中国政权建构的原理和制度特色的精细解读,从中国政权建构的理念和政制上排除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则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建构更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