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登记企业名称与在后注册商标冲突的处理

先登记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如果与在后注册的商标相同或相似,法律是保护该在先字号还是保护在后商标?该字号在什么情况下受法律保护?     

论住房权及其立法保障

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第二代人权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住房权作为第二代人权被国际公约提出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立法保障,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故应该加强对住房权的重视和立法保障。     

论平等视域中的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

平等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少数人和少数民族权利是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平等权与平等发展权是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核心。为真正体现和落实平等权和平等发展权，我国对少数民族实施优惠性差别待遇，促进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由“机会平等”向“实质平等”转变。     

浅谈采光权侵害的认定及救济

阳光是自然的馈赠,关系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为人们生活所必需。且当代社会的高房价、生活质量要求等因素使人们更加重视采光问题。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城市土地资源有限的矛盾日益凸显。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备、相关理论不完备,日照纠纷在处理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争议,需要进行完善和研究。     

台湾地区认罪协商程序的引进和运作情况分析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已经朝着改良式当事入主义方向发展,为减轻法院审判压力,确保法官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疑难复杂的案件中,台湾地区几经曲折,于2004年在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引入认罪协商程序,立法过程可谓激烈而艰难.台湾地区在引入该程序时参考了美、意、日等国家的规定,更注重结合自身实际,形成了符合本土的程序特色,司法运作过程中也给被告人科刑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由于立法规定存有不足,导致认罪协商程序的适用并不普遍.为此,对待一项新的制度必须理性而谨慎.     

论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促进及其方式——基于法文化传统的考察和解释

英国早期(12~17世纪)制定法对合同法的影响表现为:第一,通过限制教会法院及地方法院管辖权来促进皇家司法机关对合同诉讼的控制;第二,通过发展陪审制提升合同诉讼中证据规则的科学性;第三,确认和发展新的合同诉讼形式以扩大合同救济的适用范围;第四,通过增强国家对合同纠纷的司法控制以及对违约人施加刑事处罚程序来维护商业阶层利益并强化守约观念。《反欺诈法》则对一定范围内的协议增加了得到司法受理的形式要件。英国早期制定法对普通法合同法的推动是以程序性规定作为突破口的,这种作用模式是对英美法律"程序先于权利"传统的实例解读。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研究

一、目前审查逮捕权设置、构建、运行情况分析既然审查逮捕权具有司法权的属性,有些学者提出将审查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事实上目前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也经常行使决定逮捕权。在公诉案件中未经检察院批捕的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移送法院后,在开庭前、或开庭后法院便将被告人逮捕。一些基层法院在案件移送法院后责令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交大量的保证金否则予与逮捕,保证金作为事后的缓刑保证金,最终予与没收。逮捕实质成为创收的工具,或者利用逮捕的巨     

政府采购第三人司法救济制度研究

对政府采购第三人权益的救济,主要是以行政救济为主。司法救济相对于行政救济,避免了行政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嫌疑,更加公正、可靠。司法救济程序因法条规定不足、前置程序繁琐和审查不全面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相关完善措施,使司法救济程序的作用得到良好的发挥,能够保障政府采购第三人更加公平地参与到政府采购活动中来,并能阻止和惩罚采购机关的违规行为,保证政府采购的正常运作。     

我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探究

法律意识在公民意识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立场、根本态度和根本看法.我国公民应该具有的现代法律意识集中体现为公民意识、法律至上、人民主权、权利本位、人权保护、权力监督意识等.强化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推进法治国家进程的关键,也是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