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的法学追问

“三农”问题主要归类为经济问题并以经济性概念来表达,它延伸到城市还产生了农民工问题。由农民扩展而来的农民工概念是职业与身份的代名词,事实上已演变成为公共的污水沟,政府、社会与媒体难辞其咎。农民工的问题是权利贫困和制度贫困的问题,但法律视野的遮蔽导致各种歧视长期不断延伸,因此,从法学上重新认识民工问题并进行系列制度性改造,必然是彻底解决民工问题的最佳方法。     

论企业社会责任对劳工权利保护的独特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上越来越大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逐步发展为一种国际潮流。它是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宪章、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世界人权宣言而制定的,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由于它是一个并不具备法律效力道德规范,所以,在劳动者权利保护上,它更多依赖企业道德自律和市场的力量。     

论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特殊地位

国家作为特殊类型的民事主体主要存在于物权法律关系中.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无论就其客体范围,还是就其行权方式都有别于其他类型的所有人.国家所有权制度的设计必须体现与时俱进的思想,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需要和具体国情进行改革和调整.未来的国家所有权在立法上应满足的基本要求是:首先,立法理念上应树立国家所有权的存在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私人所有权的观念.其次,应准确划定国家所有人和国有财产的实际使用人之间对国有财产处理的具体权限范围.再次,应明确国家所有权行使的基本要求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实现国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最后,应强化国家所有权的保护措施,充实国家所有权的保护手段,有条件地赋予检察机关、工会和职工对侵害国有财产行为的起诉权.     

浅析二手车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

二手车交易中的确权问题对解决二手车买卖引起的纠纷十分必要.主要观点,一是二手车交易合同的有效性不能确定二手车物权变动生效;二是依据不动产登记确定不动产物权的有限性以及当前我国二手车市场发票制度的不完善,物权的意思表示可以作为确定二手车权利归属的补充.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物权效力及其类型的另路分析——兼谈与效力类型相连的物权效力量

结合物权运行状态和情势进行梳理,物权有基础性实行效力、衍生性保全效力与转化性救济效力。实行效力契合物权本旨,表现静态归属和物权人得通过一定实行行为使物满足需求的动态过程。保全效力主要指物权请求权,属衍生性请求权,其独立性要求或重新认识侵权行为法的债法地位,或将其中物权请求权效力的内容还原归位到物权法。救济效力是物权的最终效力,也是损害赔偿之债或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于此物权效力与债权效力合一。对物权效力作量的考察可帮助认识物权效力边界和作用范围。实行效力转化为救济效力时,不存在如债权获得救济时的“同一性”而是效力量受到了减损。可提出某些物权救济之债具有相较一般债权优先的办法来还原和保持物权效力量。     

构建我国非婚同居规制的法律机制

非婚同居在我国是客观现实的社会现象,法律实行价值中立,既不激励,又不回避,而应予以合理的规制。对于非婚同居所产生的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以及子女的合法权益,应构建出与法律婚、事实婚有所不同的法律机制,以实现法律的调控作用。     

我国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外部性现象分析

农村公务人员高效率的行政行为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其行为中的外部性问题却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与帕累托最优原则不符,因此通过外部性理论审视与分析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中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在制度层面完善对农村公务员行政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措施,弥补正外部性行为的额外成本支出,加大负外部性现象的成本风险。     

美国“自然的权利”诉讼

动物等自然物是否有资格提起诉讼,其诉讼行为能否通过人类代为行使是自然的权利诉讼所面临的问题。自然的权利诉讼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环境伦理学中的各种学说,最早的自然的权利诉讼出现在美国,但是,至今美国法院对自然的权利诉讼所表现出的态度却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