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艺术的概念和分类

敦煌艺术应包括保存在古敦煌郡范围内的所有古代艺术品。敦煌艺术大约可分为敦煌建筑、敦煌雕塑、敦煌绘画、敦煌书法等四大类。敦煌建筑含石窟建筑、窟檐、窟前建筑及石窟之外的宋塔等。敦煌绘画包括敦煌壁画、藏经洞遗画和敦煌墓画。敦煌壁画从其内容上可大致分为尊像画等七类;敦煌壁画从绘画艺术本身大致可分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装饰图案画及杂画五类。其中人物画约略可分佛教人物、世俗人物和变体人物三类。敦煌书法包括敦煌汉简书法、敦煌文献书法和石窟榜题书法等。     

坚持用莫高精神砥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敦煌,因莫高窟而盛名远播。莫高窟曾数历磨难,自1944年开始,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扎根大漠、献身敦煌,开始了对莫高窟长达77年的“保护、研究、弘扬”工作。     

智慧化时代开启敦煌文化保护弘扬新篇章

自汉武帝凿空西域,"据两关、列四郡"起,敦煌已有2100多年的建制史,境内拥有莫高窟、玉门关、悬泉置3处世界文化遗产,有妙造天成的世界自然遗产鸣沙山·月牙泉和巧夺天工的国家地质公园雅丹地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第一枢纽城市".敦煌的莫高窟被誉为人类文明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自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开启了最负盛名的世界显学——"敦煌学",敦煌也由此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被誉为"文化圣殿、人类敦煌".     

开拓进取再创辉煌

为了使脆弱的稀世珍宝莫高窟免遭破坏和适度利用，使其世代相传，永续利用，建议省人大尽快制定出台《敦煌莫高窟保护管理条例》，以文物法为依据，明确阐明莫高窟的珍贵价值、地位和保护范围，明确具体地规定管理体制、管理内容、标准责任、执法主体、惩戒等，保障莫高窟的保护和使用纳入法制的轨道。     

敦煌写本《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研究——唐格的源流与递变新论

唐格的散佚,使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五件唐格显得弥足珍贵,其中惟一的刑事法律文献《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尤其值得关注。该文献不仅使我们得窥唐格之原貌,而且佐证了“格”在唐律中的位阶、性质和效力。通过对她的研究,既可明了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变异,开掘法律史探析的深度,又可从法学的角度追溯唐格之来源,以阐明其流变,对中华法系史之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宗教文化

近年来,甘肃省敦煌市大力发展旅游业,他们向游客所展示的“敦煌文化”,其主要内容是宗教文化。因此,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敦煌市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做到“九抓九引导”,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抓政策引导。在做好日常政策宣传、教育、引导工作的基础上,敦煌市在全市宗教界开展学习全国、全省、全市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各宗教协会针对自己的薄弱点和存在的问题整改,自己查找问题,自己纠正问题,自己教育自己,最后由宗教工作部门检查验收。通过这些措施,规范了宗教活动秩序,增强了宗教团体的政策意识。二抓政治安排引…     

塞外春光之一绝——鸣沙山与月牙泉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西部,自汉武帝建四郡、据二关到现在已绵亘两千多年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壁画之外,敦煌还因鸣沙山、月牙泉而驰名中外。     

敦煌石窟写经生——记台湾敦煌学一代宗师潘重规教授

１９００年，甘肃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洞内藏有两万余卷各类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为稿本，部分为刻本。内容多为佛教经典，余为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及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等。其稿本年代自公元４世纪末起至１０世纪末止，一时轰动世界。后来，经英、法、日、俄等国文化窃贼劫掠，流失海外者极多，其中主要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处。但也掀起了一股“敦煌”研究的浪潮。各国学者据以钻研探究，从而产生了“敦煌学”这一新兴学科，且不断地向着扩大化发展。百年以来，无论在宗教、…     

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厩令”——兼谈汉代“诏”、“令”、“律”的转化

律令是汉代法律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结合紧密。由于汉代“令”的存在形式特殊,学界一直没 有对其形成、性质达成一致的认识。敦煌悬泉汉简记有两条“厩令”都与马政有关,其中的文本形式恰好可以 反映汉代“令”与“律”之间的转化关系。在汉代没有形成完整形式的令典,汉令的内容均是由皇帝诏书转化 而来,结合日常使用的情况进行删减整合而形成的,进而转化为“律”。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由“诏”向“令” 的转化和由“令”向“律”的转化两个过程。令典的形成应是自东汉末年应劭整合律、令开始,魏晋时期则最 终成型。     

斯坦因与陈贻范交游考

英国近代考古学家斯坦因和中国近代外交家、清驻英国公使馆二等参赞陈贻范在1909-1910年有过几次交往,主要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斯坦因举办讲演会、英国中国学会为马继业举办讲演会以及张元济在英国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等事件有关.本文以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陈贻范、张元济致斯坦因信等资料为线索,对斯坦因和陈贻范相识、交往的经过进行了初探,为研究陈贻范的生平和张元济调查英藏敦煌文献的活动提供了新资料.本文认为,以陈贻范为代表的清朝驻英使馆外交官员没有将英国各报刊上关于斯坦因敦煌考古的信息通报给国内,是导致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