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属性分歧及其调和路径

大数据时代下,无论从公民个人信息所涵摄的权益内容还是从规范价值的立法初衷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属性理应界定为兼具"个人属性+超个人属性"的复杂法益。而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路径既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内部通过立法技术与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调整,也要从刑法保护体系外部逐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刑法条款与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衔接。     

新经济环境下的江苏区块链产业发展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时深刻论述了区块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趋势及其产业创新模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江苏大力培育壮大“三新”经济,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引领未来20年产业革命的ABCD四大关键产业中,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和大数据(D)的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以云计算和大数据支撑起来的人工智能决定了区块链技术的基础,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创新也会促进人工智能的产业升级,同样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停滞也会抑制相关产业的优化。     

数据交易下权益边界的实践探索与调适

数据作为区别于传统客体的新兴民事权利客体,依附数据交易而实现其特定价值,同时具有社会资源、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法定属性。数据交易下,其权益边界成为民事权利主体资格探讨的必备要素,关乎着数据主体资格、法律关系和私权制度价值。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数据权益应因其劳动增值而取得,美国则认为数据权益应当回归数据应用的价值。基于分析,对数据权益应严格数据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同时基于数据交易而赋予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主体的衍生权利,并建立各类数据控制者之间进行数据流转的合规性标准,以求在总结司法实践和立论的基础上,为数据权益的边界界分提供参考性意见。     

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

应否设立数据财产权是影响“数据流通和资源化”的关键问题。数据财产权论的支持者以洛克劳动财产论或市场激励原则为基础,主张现有制度对数据保护的不足将导致数据收集者动机受损和市场失灵,但以数据服务为核心的数据流通市场并未失灵。数据收集和处理者可以通过技术、持续更新数据等手段对数据事实上排他,并在限制性合同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下开展交易,收回投资成本。况且在制度设计层面,劳动财产论也无法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的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若以算法和数据的关系作为数据配置规则的切入点,数据自由和算法保护可以实现经营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数据自由可以保障经营者具有开发算法的公平竞争机会;算法保护则又保障经营者从收集的数据中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二者的结合还能防范算法决策风险,成为算法治理的新方向。     

网络远程勘验的法律定位、实现路径和程序规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刑事侦查中的犯罪现场勘查对象从工业社会的实物类证据向信息社会的数据类证据转变,为了进一步获取远程网络数据,犯罪现场勘查正在向着网络远程勘验迈进。网络远程勘验在我国电子数据取证体系中属于一种线上取证方式,在法律定位上存在勘验论、搜查论等不同定位的争论,在法律属性上存在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法律属性的争议。实践中,公安机关通过终端勘验、网络流勘验、窝点勘验和远程勘验实现了“四勘一体”的非接触式网络犯罪侦查路径。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构建网络远程勘验体系,适用现场勘验规则和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双重规则加以规范,对网络技术侦查限制严格的启动程序,并在勘验论视角下实现电子数据分级取证,从而实现对网络远程勘验侦查行为的程序规制。     

经济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回升财政部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从上半年走势看,前四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5月份增长4.8%,6月份增长19.6%,近两个月收入增幅逐步回升。主要原因包括: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     

德国新一届政府定义教育与科研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教育和科研被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定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一项“公民权利”,必须倾“民族之努力”与“教育贫困”作斗争,为民众实现“机会公正”。     

移动学习的M—Test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近几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移动学习应运而生。移动学习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带给人们更加便利、更加积极、更加自主的学习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种移动学习的做题测试系统（M-Test）及其设计与实现。在设计上,阐述了系统模型结构和数据设计,概述了系统的特点。在实现方面,介绍了移动测试流程和移动测试模块的开发与实现,包括开发的软件环境,界面设计以及开发中的主要技术实现。最后,说明了系统当前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不足。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