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执法下沉基层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整合基层公共行政功能,完善合作与协调的执法体系是提高基层行政执法效能、克服行政惰性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还存有横向与纵向维度上执法权限配置不合理致使权责不一,部门利益化风险生成分割治理,城乡基层行政执法力量分散,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功能的发挥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桎梏着基层综合执法的效度。针对行政层级上资源及人力的现实困境,应通过厘清权责清单、整合执法资源、加强执法监督、突破"信息孤岛"等"行政执法适应治理"方式,提升我国综合执法下沉到基层的有效性。     

德国性骚扰罪的设立及其启示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频发引发了我国舆论对性骚扰相关立法的关注。《德国刑法》新设性骚扰罪更是为我国性骚扰立法提供了素材与启示。但是,性骚扰入刑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对性骚扰的社会治理重心应在刑法之外。而且,在适用缓和的解释论将性骚扰纳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射程范围内时,不能以偏概全,应当维持"暴力、胁迫"与"违背被害人意志"之间的合理平衡。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对《论十大关系》的《矛盾论》的解读

1937年毛泽东发表哲学著作《矛盾论》,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系统论述。20年后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充分运用《矛盾论》中的辩证统一思想,从矛盾的普遍性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主要问题,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分析十大关系中的问题结构,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寻找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矛盾转化的条件。《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一个初步和系统的思路。从此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走上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党的组织体系与新时代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养成——重温刘少奇的《论党》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传统和优势。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重温中共七大党章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于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设论”文体新论

作为一种文体,设论既与对问不同,亦与赋不类,而应该属于论,理由有三:名为"论",以说理为主要特征,以议论辩驳为主要表达方式。设论文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其一,"设疑"即虚构人物进行发问,结构上为客主问答。其二,"自通",即答疑释惑,自我解嘲。二者必备,方为设论。设论体的结构体制具有双重性,从叙事策略的角度看,有宾有主,有问有答,看似与对问没有什么区别,实则不然,其深层逻辑结构则属于起承转合式,与对问明显不同。     

从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空间转向——兼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关于社会形态问题,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向。马克思早期主要剖析以英国为"样本"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侧重于在静态分工和所有制的角度下解读社会形态结构,在动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视野下把握社会形态演进,初步形成了分析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晚年着重考察东方社会农村公社存在的普遍性、内在的二重性及其未来的发展命运,在宏观上完善对原初社会形态的认识,考察社会形态的不同演进路径,在微观上分析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独特的历史境遇及其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新认识。正确理解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空间转向,明确割裂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理论本质,阐明马克思晚年在社会结构、动力和发展道路方面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把握马克思思想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关键一环。     

整体性环境责任与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

社会源危险废物的法律治理必须结合整体性的环境责任,使法律责任与伦理道德责任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整体性环境责任蕴含了道德基础规范,证成了社会源危险废物法律治理的正当性.治理制度的构建应注重程序的正当性、追求道德共识,使大多数人在情感上接受法律治理规范;治理制度的运行应使常态执法饱含尊重与关怀,逐渐消减违法者的负面情感,最终使得强制性法律责任能够促成人们自愿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