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阶级的共性及其相关问题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阶级性应该是个性(特殊性)与共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阶级性的共性是私有性,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所有阶级的成员都是生活资料或生产要素的私有者;都具有私人利益;都具有私有精神。人的自私性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讲,人性自私论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承认阶级的共性是私有性,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阶级品格。     

从“一个不少”到“三个正好”:中国生育政策的流变逻辑

新世纪以降,制约中国人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关键要素已从生育控制政策转变为从婚嫁到子女教育、职场发展等个体生命链条中过高的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生育政策从控制到包容的颠覆性反转。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思潮与生育政策的流变及其变迁背后的逻辑,必须突破就当期谈当期、就中国谈中国、就人口谈人口、就生育谈生育的局限,把政策变迁置于人口发展的历史长河、全球视野、经济政治体系、婚嫁生养的生命历程中加以考量。当前,在人口跌入零增长区间、人口负增长即将来临之际,人们的生育意愿依旧约为两个孩子,须趁意愿尚未跌入过低陷阱之际,以切中需求的举措,助力人们实现生育意愿,或是扭转当前生育颓势的最佳选择。     

马克思国际观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析

马克思国际观为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把钥匙,集中体现在:国际价值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善于把握国际分工格局;国际政治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采取必要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国际伦理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因此,当下系统梳理马克思国际观,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纵深延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行政权与公民权本原关系论略——实在法外普遍性意义之法哲学省思

对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本原关系的定位问题,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一系列重要宪政理论的建构问题。沿着动静结合与正反对比的思维进路,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问题放置于法哲学角度加以探讨,可以清晰地获知公民权与行政权本原关系为源流关系、体用关系。在此结论下,以动态开放的思维放眼未来,两权本位论范式必将实现逐步转换,行政权与公民权本原关系必将实现渐次回归。     

从责任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瓦解,后冷战时期的多极体系尚未形成。国际体系重心由跨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乃至东亚地区转移,体系中的权力结构、行为主体、治理模式等呈多极化、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态势。     

宪法监督程序论纲

系统研究宪法监督程序问题应主要从宪法监督程序构造、运行、关联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宪法监督程序的健全完善等方面,构建以解决中国问题为主旨的宪法监督程序研究的基本框架,构成宪法监督程序论纲。     

对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死亡概念的比较分析

死亡是哲学的永恒主题。海德格尔将死亡定义为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与此相反,列维纳斯将死亡界定为“可能性的不可能性”。海德格尔给“不可能性”以优先性,对他来说,作为此在的我们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从死亡的角度观察生命。而列维纳斯则是将死亡与生命的观点一起考虑,因为他觉得只有生命才能为我们打开可能性;从生命的视角看,死亡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不可能性。     

“城市际性”概念的效应与限度——关于“城市际性”概念讨论的回应

笔者提出的"城市际性"概念,实为"都市际性",且有着中国都市圈及都市一体化的语境。人口密度、都市圈的发展程度、都市化的集聚及溢出效应,以及便捷的交流交通、同城化生活方式,是都市际性得以提出的实践基础。城市际性是社会理论性质的概念,其具有描述与规范(及反思与批判)的双重意义,从描述到规范的提升,有望开放和拓展城市际性概念的实践效应。城市际性有着值得阐释的生存论及精神文化价值,其包含着一种疏解都市焦虑的异托邦想象,意味着一种都市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重新集聚此前单一都市化进程所失落的地方性,并由此重建都市价值观与都市个性。     

从西欧社会到东方社会: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空间转向——兼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关于社会形态问题,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向。马克思早期主要剖析以英国为"样本"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侧重于在静态分工和所有制的角度下解读社会形态结构,在动态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视野下把握社会形态演进,初步形成了分析社会形态的理论框架。马克思晚年着重考察东方社会农村公社存在的普遍性、内在的二重性及其未来的发展命运,在宏观上完善对原初社会形态的认识,考察社会形态的不同演进路径,在微观上分析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独特的历史境遇及其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有关社会形态问题的新认识。正确理解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空间转向,明确割裂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理论本质,阐明马克思晚年在社会结构、动力和发展道路方面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把握马克思思想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关键一环。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