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周总理二三事

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调入新华社工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新华社对外部,主要负责周总理的外事活动的报道,因此和周总理接触比较多,有些事,犹如过眼云烟,很快就忘却了;但另一些事,却长存心底,难以忘却。     

“文革”中亲历周恩来处理南京问题

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曾与禹福春、郑钧亭两位同志被派往南京记者组，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期间亲历了周恩来总理处理南京问题整个过程。在记者站工作那段时间，我有幸先后四次受到周总理的召见，当面向他汇报情况。周膳理日夜操劳、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林彪集团五干将浮沉录之四:邱会作

邱会作出身贫苦,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受到了共产党的培养和重用,当过高官,在革命战争年代也有功劳,但是,他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最终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让我们来看一看邱会作浮沉的历程吧。     

老卷宗之赵碧琰遗留东京财产案《东京疑案》

1966—1973年 北京 1966年。给新中国历史上抹下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2月，“文化革命”的词汇开始见诸报端。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新形势下新性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一场延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波及中国大地，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无以计数。     

俞可平再论“民主是个好东西”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今年8月中旬,这位著名的政治学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民主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     

开国时的书记、省长

天津市委书记、市长黄敬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的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了中共天津市委,黄克诚为书记,黄敬为副书记;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黄敬为市长。     

文革中的家庭关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许多地方流行过一首显然是由成年人代作的“童谣”：炮轰爸爸／火烧妈妈／全家改组／我来当家。这首戏谑性的童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家庭关系普遍受到这场“大革命”冲击的现实。不过，真正的现实远比这简单的童谣所能反映出来的情况更加严峻，更加残酷。’     

华国锋支持袁隆平研究杂交稻

那是1966年2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夕，当时在湖南安江农校从事水稻育种研究的袁隆平经过几年的科学试验和理论探索，总结出一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在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上，很快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衍衡发现，并及时报送局长赵石英阅示。赵石英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在国内外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将对粮食生产产生重大影响。于是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委书记聂荣臻，聂老表示支持。     

《三家村札记》的由来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被简称加蔑称的“三家村”，即《三家村札记》，它原本是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这个杂文专栏的开辟，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第二卷)记述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的党史。这段党史是我们党9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