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政能力的“硬”与“软”

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水平,改善党和政府的执政作风,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     

市场经济时代的译海冲浪——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探析

浙江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曾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以朱生豪、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浙江学人曾为中国现代翻译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新时期的浙江翻译文学虽历经艰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发展了这一优势,并形成了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的三大优势和特色:以飞白、吴笛为核心的世界诗歌翻译,以宋兆霖、吴笛、沈念驹为核心的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以飞白、郭建中为核心的翻译文学理论探索。     

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断想

如果把由人与人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比作地球,文化就像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大气,了无踪迹但又不可或缺,文学则犹如空气中的臭氧分子,是构成文化的成份之一,它的存在与否虽不会对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但长远看来,缺少了文学的社会也许不会像今天一样的精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文化的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视。在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与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调整了彼此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并在不断地摸索中共同前行。     

改革中利益群体的分化与政府治理

在现代政治背景下,利益的分化与冲突更多的是以一种不断强化的群体形式加以体现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利益的分化、博弈与失衡现象.由于社会缺乏稳定、公平、有效的制度约束与制衡,利益分化必然是不规范的、利益博弈必然是不对称的、资源占有必然是不均衡的.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失衡对转型期公共权力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迫使公共权力必须反思发展路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升自身治理能力.     

法的两重性与基本矛盾

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本刊特辟专栏,举办"法哲学研究"笔会,旨在为法哲学或法理学层面的思考者们提供一块交流思想的园地。欢迎广大法学工作者泼墨赴会,也恭盼各界人士不吝赐诲。我们尤其希望从事部门法研究和立法、司法实际工作的同志,献出自己的思想成果。自稿约发出后,陆续收到一些颇具见地的来稿,我们深表谢意。限于本刊篇幅,只能分期登载,同时,也难免遗珠漏玉,敬祈鉴谅。笔会刊发的文章,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欢迎读者展开争鸣。     

经济刑事立法中存在的六个问题

<正>1.经济刑事立法不能与打击经济犯罪同步协调发展,缺乏适时性。随着新型经济关系的不断涌现,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各种新的经济犯罪现象和类型。如"官倒"、"法人犯罪"、"行业犯罪"、破坏国家资源方面的犯罪,污染食品、环境的犯罪,侵吞私营企业和承包经营企业财产的犯罪,破产诈欺、贷款诈欺、保险诈欺方面的犯罪,哄抬物价、坑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犯罪等。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刑法尚无明文规定。     

论犯罪现象的发生和变化的依赖关系

<正> 一、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在犯罪学中研究犯罪现象问题时,可以看到诸如"成因"、"原因"、"动机"、"根源"、"滋生情况"或者更普遍的"病源"、"犯罪发生因素"这样一些概念被作为相同意义概念使用的情况。要整顿好达类术语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这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抄、炒、吵、钞出书四重奏

米兰&#183;昆德拉曾经说过：“著书癖在人群中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