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盗窃罪既遂标准的实践把握

盗窃罪既遂形态的认定是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对此形态的准确把握极为艰难。盗窃罪的既遂标准与盗窃行为的对象、盗窃行为的手段、盗窃行为时的环境及条件均有密切关系。同时盗窃罪的故意和盗窃数额对本罪既遂也具有修正意义。     

从一起案件谈认定容留类犯罪的问题

容留类犯罪由直接故意构成;“望风”行为不能构成犯罪。此外,容留类犯罪是行为犯,应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达到一定程度后,为容留犯罪既遂的标准。     

"犯罪未得逞"的含义与认定

“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标志 ,它主要是指犯罪构成要件没有完全具备。司法实践中应正确理解和把握“犯罪未得逞”的含义 ,以便准确区分犯罪的既遂和未遂状态。     

从犯的犯罪既遂认定问题

从犯的犯罪既遂认定是共同犯罪既遂认定中的一个分支问题,较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其对共同犯罪既遂理论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结合共同犯罪及犯罪既遂的相关理论.对以从犯形式而存在的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实行犯的犯罪既遂问题分别予以阐述.     

数字支付时代诈骗罪财产损失要素的争议问题

数字支付时代,财产的数据化、电子化及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针对数字支付过程实施的诈骗犯罪中,在理解认定财产损失要素时面临较多争议问题.在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的数字账户账号、密码及数字货币的私钥等进而转移账户资金或数字货币的案件中,应依据行为人实际转移财物的时间判断犯罪既遂的时点,不应将财产损失的危险状态等同于客观财产损失.判断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时,需要确立实质化的认定思路,在受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形中,应具体考察民事法律规则调整后的损失分配结果,将实际遭受财产损失的主体认定为被害人.受骗人因为被骗而处分自己的财产,但由此导致他人遭受客观损失且受骗人不必承担责任时,同样符合三角诈骗的行为构造.面对数字支付时代诈骗犯罪行为手段的不断翻新,法律适用主体应充分发挥刑法的解释机能,提升诈骗罪的适用活性及空间.     

论票据犯罪结果,数额及既未遂问题

票据犯罪结果 ,主要是指票据犯罪行为对票据法律关系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财产损失。票据犯罪数额的认定 ,应以票据兑现数额为依据。虚假票据所记载的数额与真实有效票据所记载的数额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票据诈骗犯罪既遂未遂的界限 ,以行为人是否非法获得数额较大的票据经济利益。伪造变造票据犯罪的既遂未遂界限 ,主要把握是否完成了票据必须记载事项的填写行为。     

危险犯犯罪形态浅探

纵观大陆法系相关国家、地区和我国刑法学者对危险犯概念的描述,根据其立足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处罚根据说、成立说和既遂说.     

走私犯罪未遂犯与既遂犯的再辨析

走私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走私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达到走私罪既遂的系走私罪未遂犯。走私犯罪作为行为犯,其既遂犯是指走私犯罪行为人在走私犯罪意思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走私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走私犯罪构成全部要件。走私犯罪既遂、未遂的判断应当紧密结合海关监管业务展开,具体可以区分进出境通关走私和绕关走私进行判断。     

对绑架罪既遂通说理论观点的质疑

认为绑架罪只要绑架、控制了人质即构成犯罪既遂的通说观点,既将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对立起来,又缺乏对绑架罪的一体化理解,在法律解释上也拘泥于条文的字面规定,在实践上带来困惑和弊端,所以并不可采。     

关于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思考

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呆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这种情形该如何处理，学界大致存在着四种不同观点。本文在对这些观点进行逐一评析的基础上指出，由于犯罪中止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相比在各自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不同，因此必须对传统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限重新加以认识，应该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其成立的终限时间。进而认为，上述情形虽然已经构成犯罪既遂，但由于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所以仍然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例，本文最后对刑法分则的危险犯条文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