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知行的演变(1895-1905)

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十年中,日本的蔑视型中国认知从形成到固化直线发展,其优越型自我认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度受挫后,又经历了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之后的两次"提升"。基于上述"自他认知",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以庚子事变为界,前期以守为攻,表面上对华"示善",以巩固既得的在华权益,实际上与列强"协调",以共同蚕食中国主权;后期为了铲除其对华领土扩张的头号绊脚石,傍上英国,震慑中国,发动日俄战争并打败俄国,从而把中国东北南部纳入了其殖民统治范畴。     

朱可夫中蒙边界教训关东军

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一跃成为东亚强国，令世界刮目相看。此后，日本军队包括后来组建的关东军一直不把苏俄军队放在眼里。1939年，气焰嚣张的关东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一带向苏联红军发起进攻，结果遭到惨败。诺门坎战争被日本军部称作“日本陆军成军以来首次惨败”，日本史学家称诺门坎之战是“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而指挥苏联红军给关东军以深刻教训的将领，就是朱可夫。     

辽西马贼与日俄战争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公然无视清政府的中立条款,大肆侵越中立区,以锦州为中心,招募、扶植辽西马贼,进行间谍破坏和袭扰俄军活动。辽西马贼的活动构成了日本对俄作战的第二战场,不但牵制俄军、打乱俄军的军事部署,而且还保证了日军的海上补给线。辽西马贼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从历史看日俄战争的必然性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控制权及远东霸权而展开的一场厮杀。可以说,战前两国推行的对外政策,以及当时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最终拉响了战争的导火索。深入分析这些要素,可以说明这场战争的历史必然性。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急,启动早了会翻车

正在《领导文萃》2010年第20期撰文指出: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个人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一样,都是属于政治超前型。实际上,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来看,当时的筹备立宪改革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提前发起,确实是过于超前了。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东北地区的鸦片毒害

<正>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皇俄国手中攫取的中国旅大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的种种特权,开始在东北地区从事鸦片贩卖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和推广这一政策,建立了推行鸦片侵略政策的专门机构,在东北地区公开种植罂粟,并建立鸦片制造厂,从事贩卖活动。日本对东北实施的鸦片政策,不仅实现了其"以毒养战"的侵略目的,而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削弱了中国人民反抗意志,对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毒害极其深重。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日本侵华实施的鸦片战争的罪行。日本在东北的贩毒活动由来已久。不过最初只是秘密地、分散地、小范围内进行。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从沙皇俄国的手中攫取了东北的旅大地区(日本称为"关东州")以及南满铁路沿线的种种特权,为了巩固与扩展其既得的"权益",进一步占领全东北。1906年建立了统治机构"关东洲都督府"(1919年改称关东厅),开始在旅大地区、"满铁"及其所属沿线     

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苏联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

苏联提出要在旅顺建日俄战争纪念碑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提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雅尔塔和斯大林一起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打败日本后，将原来由日本人占领控制的中国旅顺交给苏联，苏联享有使用旅顺港30年的特权。这一协议是背着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的。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

俄罗斯的日本学研究起始于1750年。18—19世纪初，由于俄远东地区的开发而快速发展，以研究日本民族和日本地理为主；日俄战争后，俄开始加强对日本政治、经济与历史的研究。十月革命至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对日研究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产生了极大的缺陷，几乎完全是以日本战后期间的政治与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90年代后在日本的财政支持下，俄对日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     

侵华战争前的日本守备队

协迫签约强行驻军日俄战争后,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签订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条约《朴茨茅斯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的领土领海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将宽城至旅顺的铁路转让给日本。在条约议和中,两国公然协定在中国东北留驻护路兵。并规定“:两订约国可留置守备兵,保护满洲各自之铁路线路,至守备兵人数,每一公里不过十五名之数。”1905年12月22日,清政府又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政府承认了日俄条约中俄国让与日本的各种特权,同时开设辽阳等16个城市为商埠,在奉天、营口、安东…     

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