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等同侵权的判定时间

虽然专利等同侵权理论已经得到普遍确认,但对等同侵权判定时间点的选择却各不相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曾经出现了专利申请日、专利公开日、专利授权日、侵权行为日等不同标准。相对而言,侵权行为日标准不仅没有损害专利权利要求的告知功能,而且能够充分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因而是一种较佳选择。     

美日澳涉台安全合作新动向:路径、态势与制约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联盟制华”与“以台制华”方面双向发力。作为同盟体系的核心,美国不断提高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出于相似的遏华战略偏好,美日澳正在通过议题联合介入、国内制度疏通、双边短板补足、三边同盟构筑、实战演练导向等路径,愈加细致深入地推动涉台安全协作。然而,三国的相关合作上限既会受到美国内政优先以及日澳的认知落差等“软约束”限制,也会受到联盟扩散导致的“衰减效应”以及日澳国内法制等“硬约束”牵制。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内,美日澳的涉台安全合作会不断提速升级,但在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共同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战略模糊。     

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盟不断开展并深化科技合作,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并加强“战略自主”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带来的风险。日欧科技合作的深化程度受到日欧自身发展、双方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压制等因素限制。未来中国应加强研究和部署,既防止日欧与中国科技“脱钩”,又主动突破西方“技术联盟”壁垒,努力与日欧建立并实施“科技伙伴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良性发展。     

日美半导体摩擦再认识及其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影响

有研究认为日美半导体摩擦对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半导体产业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却并非日美半导体摩擦,而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模式不能适应行业结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日美半导体摩擦不只是贸易摩擦,还体现了日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美国通过贸易手段打击日本半导体产品竞争力的同时,还实施一系列科技产业措施提高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生产优势、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结构变化,并对日本参与全球创新活动设置壁垒,从而压制了日本半导体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潜力,导致了后者退出世界一流行列。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因、前景及路径探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后疫情时代,在碳中和目标下,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成为两国拓展新兴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减碳工程和固碳工程作为主要路径,以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智造和绿色金融为核心框架,以氢能产业为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对接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日两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构筑“三赢模式”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主题党日·支部园地

2022年11月17日,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宇航院党支部、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教师党支部与历史学院考古系教师党支部,开展联学主题党日活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第一阶段,全体党员起立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第二阶段,三位党支部书记结合学科背景作主题报告。     

“总动员”体制下日据台湾的大众娱乐论述——兼与朝鲜半岛比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直至1945年战败,日本持续在国内和殖民统治地区同步建立“总动员”体制,不仅为了人力和物力动员,也为了发动包括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在内的心力资源总动员。大众娱乐论述属于“总动员”体制下文化战、思想战的一种,与其他属于文化战的动员论述一样,大众娱乐论述的建构及后续讨论往往随着殖民统治地区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对殖民统治下人民的动员需要而有所改变。从日据时期台湾杂志报纸等媒体的言论,可以考察“总动员”体制下大众娱乐论述的内容及其逻辑,并将其与同时期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半岛的娱乐论述进行了比较。战争期间所谓“健全的大众娱乐论”,并不仅为提升劳动力和生产力,还包括针对殖民统治下人民的“皇民化”改造目的,是一种融合文化战和思想战的战争动员论述,目的在于加强动员殖民统治下人民充当战争人力资源。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动员效果,大众娱乐走上竞争之路。这个过程中,娱乐论述乃变质为一个“国民化”机制,并与厚生运动的“国策”相结合,创造出它的公共性。另外,如果说台湾新剧作为一种大众娱乐被提及得最多,朝鲜半岛的民俗活动则被选中成为可能的宣传工具。不过,在“总力战”下,它们被要求发挥“劳动报国”...     

日本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叶,曾创造了战后增长奇迹的日本经济迎来了重要转折点。面对来自头号经济伙伴,同时也是同盟国——美国不断加码升级的巨大压力,日本转变战后以来确立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高高擎起“扩大内需”的鲜明旗帜,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为最终目标,开始构建国际协调型经济发展模式。由此,日本不仅成功化解了美国的重压,缓解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调整了经济产业结构,保持了长期稳定经济增长,而且大幅提升了国民生活质量。然而,扩大内需政策也带来了经济泡沫化的负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