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比较优势及策略选择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其体制性与机制性问题较严重,辽宁应抓住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央区域经济政策战略转移的机遇,走出一条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路子。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主同盟工作重心的演变

中国民主同盟是在抗日民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诞生时,由6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始称民主政团同盟,后来为适应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9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政团同盟改组成为不是以党派团体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民主同盟。     

拆迁不能仅由行政法规调整——对嘉禾拆迁的分析

在嘉禾强制拆迁过程中 ,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冲突激烈程度的表现为 :法院出动大量人员强制执行 ,有人因“暴力抗法”、“妨碍公务”以至于被拘留后又被宣布逮捕 ,还有人为此被开除公职、停止工作或被调离工作岗位。此事从未招标先用地、投标者仅一家、绝对低价转让土地与强制拆迁、违法处分被拆迁人等做法两相对照 ,可以看出县政府对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平衡上明显的不公正。再如“阴阳合同” (一方面公开签订一份拆迁协议 ,另外给某些人书面承诺 ,答应拆迁后另行给予一定价值的门面房 )也是一份违法的不公正的合同 ,因为同样的情况不…     

对一起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申诉案的评析

[案情介绍]某某路818弄某号底层系丁某、韩某、吴某于1955年合租公房，承租人为丁某，户口本为2本，即丁某、韩某为1户，吴某与其女儿王甲1户，房租按户分摊。1975年丁某因在浙江嵊州农村插队的儿子调回至嵊州城内要有父母户口，将户口迁到嵊州，但     

论“城中村”改造的产权障碍

“城中村”作为我国目前城市迅速扩张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原因是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因此,这一产权制度亦成为我们目前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使“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必须通过资产清核与明晰产权来克服这一障碍。     

批判与改造:取保候审制度解读

本文主要以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为线索 ,对取保候审的属性、运作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探求改造取保候审制度的出路 ,即立足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保释制度经验 ,在现行取保候审制度的基础上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释制度。     

新时期改造罪犯之科学工作理念

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是监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如何改造罪犯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方法论问题.对于监狱改造工作科学化的探索必须从更新理念入手,本文认为,司法公正是改造罪犯的前提,人本思想是改造罪犯的底线,三大手段是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监社联动是改造罪犯的长效机制.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潜能分析

中国制造业尽管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努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目前还不足以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世界工厂".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完全具备将来成为"世界工厂"的潜能,体现在一是中国完全能够逐步达到成为"世界工厂"所需要具备的经济规模;二是中国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三是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制度环境保障.但要把这种潜能变为现实,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包括要调整和优化结构,推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通过深化改革,激活机制,使制造业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能够率先到位;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国家要为制造业企业的更新改造创造条件等.     

斯大林、毛泽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比较

斯大林、毛泽东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包括:目的是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改善农民的生活,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解决工业化所需的粮食问题;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工业化;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循序前进,但后期急躁冒进,超高速发展;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错上了路线斗争之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陷入了教条式的理解,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同点包括:苏联的农业合作化,导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虽然比较平稳,未造成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并且改造结束后二三年农业还有所增长,但改造中模仿的苏联农业体制严重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发展;苏联的农业改造花费17年,主要工作花了6年。中国的农业改造用了4年,主要工作仅花费了1年;中国高级社的体制和苏联的集体农庄有不同点;斯大林强调集体农庄运动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贫农联合中农消灭富农。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包括中中农)、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反对中农中的富裕中农和富农。     

香港政府房屋政策制定的市场效应

关于政府对市场进行实际干预产生影响的研究已非常广泛，例如租金控制或开发控制。但在像香港这样活跃的小型市场中。政府的实际干预行为同样会影响市场情绪，最终影响到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政府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情况下，如在香港，1997年英政府向中国政府交回香港主权，成立特别行政区就属于类似情况。本文就政府对市场运作的态度改变所引起的变化追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研究涉及的时段包括一个地价飞速增长的时期和一个地价遇度下调的时期。本研究揭示出城市土地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极端精妙。而政府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也尤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