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H市为例

H市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影响到该市两级政府能否协同提供高质量退役军人保障服务。论文在理论分析维度上选取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规则。在效果评估维度上,立于政策安排、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三个层面,研究发现,各类划分政策呈现粗线条、碎片化的特征。H市总体上、分领域财政事权、核心财政事项的划分结果显示,表现不佳的退役安置、抚恤优待、褒扬激励中仅抚恤优待的状况有所改善,表现较好的教育培训与就业创业、总体财政事权的状况略微改进,而服务管理的状况有所退化;调研结果反映出部分退役军人事务事项的各级财政分担不合理,区级财政负担过重,资金保障不足,划分错位问题较为明显。在政策建议维度上,论文提出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及拟定具体划分清单。研究可为H市先行先试退役军人事务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提供参考,也可为同类地方政府以及央地间的此类改革设计提供启示。     

农场改制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大通湖改制区为例

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一般来说农场改制后,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都能取得较快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只是恢复性的增长,要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仍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只有正视这些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农场改制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政务微博互动网络结构研究

城市互动是区域融合的基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世界上其他湾区所不具有的“一国两制三区”的特点,尤其需要良好的互动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利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政务微博的数据,对政务微博的互相提及网络进行梳理,发现该互动网络整体密度低,呈现出一定的集中化的趋势以及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无论是在传播影响力还是在网络资源的控制上都差距较大,这表明城际联系比较薄弱且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的现象,缺乏作为一个整体所应有的凝聚力,城市政务微博未能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来突破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隔阂。因此城市政务新媒体平台应增强区域传播中的主体意识,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互动,核心城市要有领导者的角色担当,多关注边缘城市的发展,边缘城市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大湾区的对话中去,形成合力,弥合差距,共同促进大湾区的区域传播。     

“大联动+微更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大栅栏样本

街区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地缘界限、利益整合、情感联结和文化导向而形成的多元共治生命有机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基于街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探讨北京市大栅栏街区“大联动+微更新”治理模式在主体参与、组织建设、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嵌入式治理样态,分析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成效。针对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职能博弈、智慧化建设滞后、城市现代化与街区历史性融合欠佳、街区整体建设与居民个性需求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从明确“微职能”、更新“微技术”、加强“微创新”和整合“微需求”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Zomia”范式的政治人类学意义及其未来

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经出版即获得了学界的诸多关注,成为东南亚研究必读书目之一,但同时也受到学者们不同角度的批评。《逃避统治的艺术》重新定义了"Zomia"即东南亚山地的区域研究内涵,并指出二战前该区域内存在着一种山地居民为免于国家统治而从生计方式、政治结构、历史和宗教等方面建构的"逃避"机制。尽管我们可以指出斯科特使用史实的错误(如坚持"南诏泰族说")或缺失,也可以批评他忽略了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但其研究的独到之处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从方法论来看,斯科特在长期消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理论假设,这是学术创新的必要路径。斯科特继承了利奇关于克钦人"贡萨"—"贡劳"社会结构的学术遗产,激进地建构了东南亚山地居民以"逃避"为核心的生存模式,堪称西方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一次宏伟实验。"Zomia"研究范式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应该勇于跨越边界,从关系主义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通过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比较研究,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为中心考察其历史与当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文形态,探求新的知识生产格局,有望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作出新贡献的"民族志学术区"。最后,在"post-Zomia"时代,处于各民族国家包围下的山地族群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与国家部门和主流社会持续的遭遇、协商和妥协来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将会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快固体废物处置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废试验区”

对标国际三大湾区,生态环境仍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大短板。由于湾区自然环境容量有限,湾区经济迅速融合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为此必须寻求一条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在2018年,"无废城市"建设已被提上日程,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在固体废物资源循环再利用方面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无废示范区",系统推进区域内固体废物处置,提高湾区循环发展水平,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奋创高质量制造先行区

2019年4月18日,杭州钱塘新区挂牌成立。一年来,这个承载着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经济新“增长极”历史使命的新区,朝着打造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奋创高质量制造先行区的目标高歌猛进。     

推动生态富民 实现“绿富同兴”

生态涵养区为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涵养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空间加以重点管护,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大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将"绿"转化为"富",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