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广民族教育探微

明代至清前期,广东、广西的民族教育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民族人才,民族地区社会风气也得以改善,拉近了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距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形成初期的重要催化剂。     

试述明清时期北方郭氏宗族的兴衰

北方郭氏宗族本以务农起家,自清初开始成为当地望族。郭氏先后出现了一批读书仕宦之士,郭氏宗族亦逐渐兴盛,成为地方望族,郭氏初撰家谱也始于此时。通过长时段的考察,从明末起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郭氏宗族共计八次兴修家谱。而透过历次兴修家谱的情况可以看出,郭氏宗族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逐渐衰落的变迁过程。     

论关公信仰对晋商精神的影响

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核为忠义仁勇。晋商信仰关公,其在常年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品格绝大部分是这一精神内核的折射：他们对国家和企业有着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此为“忠”;对顾客讲求信誉,与同行伙伴团结帮扶,此为“义”;富而不奢,广行善举,此为“仁”;自强不息,敢于挑战和冒险,此为“勇”。     

让明清黄河故道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从公元1128年到1855年,黄河在豫鲁皖苏大地上奔流727年,留下了一条横亘东西、通向大海、长约730公里的明清黄河故道(以下简称故道)。这条故道,既是一条天然河道,也是一项杰出的人造工程。故道两岸绵延千里的黄河大堤,历经黄河改道后160多年风吹雨打,至今在不少地方依然巍然屹立。     

明清澳门人口变化的历史状况与特点

明中叶以后 ,澳门逐步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 ,在明清中外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明清澳门历史发展的轨迹与人口变化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 ,二者互为因果 ,双向互动。一方面 ,人口变化的历史状况 ,影响了澳门港市的兴衰 ;而另一方面 ,澳门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 ,也制约着明清澳门人口的发展变化。     

凌迟之下的古代鬼魂

崇祯十五年（1641年），明清在关外最后一次决定双方命运的大会战，持续了三年之久的松山之战结束。清军大获全胜，而明军十三万人全军覆没不说，崇祯皇帝倚为干城，天下士子向往的楷模，明方前敌总指挥洪承畴大人竞也殉国了。不单皇上专门为洪承畴在京师招魂七天，做了祭文来追悼他，很多名流学子都是眼含热泪的做了诗词文章来纪念洪大人，大明全国上下一派“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的凄惨景象。直到数年后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善良的人们才发现洪大人原来没死，此后带领大清灭明的引路人恰恰就是这位洪大人!     

民国家具中的“洋符号”

民国家具最主要的特征是吸收了欧洲家具的一些特点,说到底,就是在清代传统家具的基础上吸纳了典型的"洋符号",从而形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风格。     

明清商牙纠纷与商业社会控制

商牙纠纷是明清商业纠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类型及解决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国家对于商业社会控制的重要特征.明清牙人对国家赋予的公法职能的行使和滥用是引发诸多商牙纠纷的重要原因.     

走西口与晋商

清初以后，走西口与晋商结下了不解之缘。走西口是晋商学习经商的培训地，走西口是晋商资本原始积累的聚财路。走西口的晋商打开了茶叶之路的新商道，走西口的晋商是繁荣草原经济文化的动力，是加强蒙汉民族亲情的纽带。从长远历史后果看，走西口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     

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

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以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中国朝廷通常没有也不打算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宗藩”关系来干预东南亚地区事务。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朝,其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