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论战

今年，我国学术界围绕世界上有没有普世价值观，普世价值观有哪些存在形式，普世价值观的内涵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针锋相对，论战激烈。本文筒述各种观点，以飨读者。     

一件难忘的往事

《前线》创刊于1958年。当时我还是社科理论战线的一名新兵，它就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刊物。那时社科理论刊物不像现在这么多．我作为一个社科理论战线的新兵十分需要从它那里吸取营养。作为《前线》的忠实读者，我获得了很多教益。不幸的是它在“文革”中被迫停刊。失去了良师益友，     

欢盟对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法院用判例法确立了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形式。欧盟最初的反应是强烈抵制,然而经过几年的论战和实践,欧盟已逐渐转变其立场,从其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欧盟对计算机软件和商业方法已进入有条件地予以专利保护阶段。从拒绝到逐渐的放开,欧盟在不断摸索和探讨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尝试了多种处理方法。因此,欧盟的立法、司法发展历程。现行的司法实践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很值     

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     

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与中罗关系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论战的起点.罗马尼亚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太积极,到莫斯科会议期间比较积极地追随苏联介入中苏论战,其对华立场和中罗关系都有明显的变化,其对外政策追随苏联的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应更客观地评价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对华立场,更为深入地剖析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罗马尼亚转而积极追随苏联反华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两党论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的这段话，算是对当年中苏两党那场争论定了性。     

科玄论战的主旋律、插曲及其当代回响(下)

也许正是洞察到张君劢论点中的这些缺陷,科学派当即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针对张君劢鼓吹孔孟朱王注重内心修养形成的精神文明以及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起来的观点,丁文江径直反诘道:"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实际,不肯睁开眼睛看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52]针对张君劢的寡均贫安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寡到什么程度,贫到什么田地,君劢研究过没有?那一年北方遭旱灾,没有饭吃的人有二千万人:卖儿女的也有,吃人肉的也有.     

中苏论战的理论实质

中苏论战的理论实质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苏共企图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观点钦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各国共产党,遭到中共等党的反对,从而使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之争,发展到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争。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中共由最初的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逐步陷入到维护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误区,使得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的范围不断扩大,并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着曲解和误解,使论战成为“左”与“左”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和主义”论战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共产党员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所倡导的实用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命救国还是改良救国。对于这场"问题和主义"的论战,学术界大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丰,本文立足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研究这场论战,阐述论战发生的时代背景、原因及意义,分析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意义、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确立的影响以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