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灾害应急体系应建立灾害应急学

我国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日益严峻的灾害应急形势,迫切需要加强中国特色灾害应急体系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家灾害应急体系,一方面,需要以科学的灾害应急理论为基础、作支撑;另一方面,由于灾害应急工作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     

非监禁刑适用问题初探

非监禁刑是指由法院决定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在监狱、看守所等监禁场所之外实施的,不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刑罚执行或暂缓执行的制度和方法,其基本理念与宗旨符合现代刑罚的发展趋势.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是落实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节约司法成本、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对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目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来看,刑罚的非监禁化水平还比较低,非监禁刑适用及非监禁刑犯管理工作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刑罚效益的发挥受到极大影响.在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时如何适用非监禁刑,才能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文在对非监禁刑适用现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分析非监禁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提出相关建议.     

习仲勋对广东平反第二次“地方主义”冤案的历史性贡献

第二次"地方主义"是广东乃至全国的重大案件。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冲破种种藩篱,坚决复查、平反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并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刑法主观主义理论地位之重新审视

作为刑法史上的两大主流理论体系,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论争已久,但在新时代的背下,随着刑法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的转换,两种理论体系逐渐相互吸纳与融合,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受客观主义思想影响甚重,忽略了对主观主义理论的研究,存在不合理之处。随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比较其他各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动向,应当重新审视主观主义的理论地位。     

政治学理论中的制度与行为研究

制度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是政治学理论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果说，早期政治学单纯地研究了制度的话，那么，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对它的反思，则开始第一次关注了个体行为，只不过行为主义主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入手，而理性选择则从经济学入手。而最近学界炙手可热的“新制度主义”则应视为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思考。     

“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1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中美智库、高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2030年全球大趋势、权力扩散及其对     

先秦神话传说的精神走向——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解答

中国神话传说研究有两大核心观念,即中国神话＂贫乏论＂和＂神话历史化＂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神话研究中的＂理论瓶颈＂,论文尝试应用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此问题进行重新探讨,认为华夏社会结构中的巫术文化与血缘文化的精神之争、殷周礼乐文化的强势推进、诸子时代的理性改造正好对应或说明了布氏的长时段、中时段与短时段因素的重要性,而先秦神话传说的精神特质与文化走向与上述三种时段展开的线索密切相关,其中,作为华夏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它的精神源头先秦儒家对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改造运动尤其值得考察,因为他们的文化认识不仅见证了华夏文化理性主义的文化胜利,也直接地规引了华夏文化对于神话传说的历史看法。     

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前提审视

国家能力建设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而进行国家能力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明晰其所处的时代境遇。总体来看,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正处于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疏离、公民意识与国家理性的交融的时代境遇之中。这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了前提预设,国家能力建设必须置于这一总体语境中加以考量。基于此,现时代国家能力建设必须旨在实现全球主义观照下的民族国家发展、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的均衡发展、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协调。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地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并使国家能力适应现时代的发展要求。     

学员论坛

中共在"学习"中转型面对21世纪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大趋势,中共为更好因应现代社会治理和新型国家建设需要,敏锐地进行了紧跟时代的再定位。中共高层不仅在2001年7月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命题与探讨,并于2004年9月首次在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建立学习型政党"的目标。通过各种方式的"学"来提升领导力和执政水平,成为中共官员政治生活中经常被强调的部分,包括读书看报的自学、组织学习、系统学习、走访     

论“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力”与“纠错”功能

从"西雅图风暴"开始的街头抗议,到世界社会论坛、穷国峰会、网上"反全球化"等风起云涌。"反全球化"运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的常态方式,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规则失衡,贫富分化加剧,非经济的人类发展指数差距扩大,跨国公司权欲膨胀,工人失业加剧,单边主义盛行,发展中国家民族主权地位被削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劳动者被日益边缘化等。因此,"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对"扶强抑弱"的"丛林法则"的抗拒。但是,"反全球化"运动不但不会阻挡全球化的发展,而且成为"全球化"的一种新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遏制了单边主义的盛行,作为压力机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我修正,作为纠错机制催生了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