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替代养老行为”制度社会化法治安排研究

我国自21世纪以来就步入老龄化快速发展时期,对我国养老事业的承受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沈阳市是我国较早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文章首先通过对沈阳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推动"替代养老行为"制度社会化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其次结合沈阳市养老行业的发展现状,归纳分析了"替代养老行为"制度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制度设计等建议,为沈阳替代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完善提供可供借鉴的解决思路。     

自动化技术对青年劳动者就业及技能的影响——基于广东省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制造业过去十年所经历的自动化升级浪潮对制造业劳动者的就业和技能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以对青年劳动者的影响最甚。本文基于对广东省实施自动化升级的制造业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区分出两种技能发展路径及其对制造业就业岗位和劳动者技能变化的影响。第一种是自动化—技能替代式路径，企业主张减员增效，推行以机器替代人工技能为导向的技能管理策略，其结果是大量技能工人岗位被取代、少量机器维护岗位得以保留的自动化生产模式。第二种是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企业在推广自动化的同时重视对工人技能的培养和提升，并建立完整的技能培养体系，其结果是在整体岗位数量小幅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产能的大幅提升，技能工种类型多样化、技能型工人所占比例增加。本文认为，自动化—技能偏好式路径更符合我国发展技能社会的政策导向，有助于促进青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技能提升，实现制造业产业和劳动者的共同升级。     

行政协议的识别方式 以“永佳纸业案”为例的考察

行政协议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后,如何识别行政协议的问题引发了持续争论。在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永佳纸业案”阐述了围绕“四个要素和两个标准”形成的识别方式。由于其中所采用的形式标准并不具有识别功能,实质标准缺乏实质内涵,对这些标准予以综合判断亦无助于行政协议识别方式的确立。因此,应大幅简化上述行政协议识别方式。具体而言:应排除不具有识别功能的形式标准,致力于以内容要素作为单一标准来识别行政协议。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存在多种不同解释,应以协议内容是否“设定、变更或终止”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识别行政协议的基本标准。识别过程中的关键区分点,则在于协议内容是否“触动行政权”。尽管从学理上笼统而言,行政协议可以具有“替代”行政决定的功能,个案中仍需具体指明协议内容如何“替代”行政决定或“触动行政权”,才可以最终确定其法律属性。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禁止反悔原则研究

专利申请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为获得专利权目的，限制其相对广泛的权利要求，禁止反悔原则禁止专利权人重新获得放弃主题的保护。美国禁止反悔的相关经典案例说明美国禁止反悔理论越来越严格，从而可以使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公示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完善。同时在法院判定禁止反悔的程序中，适用禁止反悔的理由主要包括与可专利性相关的修改，主动放弃权利要求和无法解释权利要求的修改三种情况。与此相对应，专利权人反驳适用禁止反悔的抗辩事由，主要包括不可预见的后发技术和表达性修改。我国禁止反悔的相关法律规定，应结合美国的禁止反悔理论，对我国禁止反悔理论进行补充完善。     

印度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北大核心

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大力推进“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以作为其“经济自主”“产业兴国”的重要路径。基于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其“对华产业替代”政策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关联激励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及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有利的国内政治生态、优越的地缘战略环境以及相对完备的产业发展基础为莫迪政府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如此,受限于印国内政治文化的保守性、美西方帮助抚慰印度的权宜性、经济全球化的逆动性以及中国产业政策守正创新的持续性,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实效有限。但考虑到印度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美西方等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拉拢,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仍能对中国产业链建设构成干扰。     

论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

机会利益的损失，在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中十分常见，在采取客观的计算方法时容易确定，对其予以赔偿获得认可；在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中是否存在并具有确定性，存有疑问，是否准予损害赔偿，见仁见智。机会利益的确定，在个案中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规则解决问题。既有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的设计目的及功能定位有待反思，不足以排除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缔约过失的场合，机会利益的损失是否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应当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就受害人获得双份赔偿/偿付赔偿的问题，可以通过排除赔偿成本的措施予以消除。裁判者应当严格把握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从而避免诉讼浪潮。至于机会利益损害赔偿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国法及理论确实应妥善考量。在具体裁判中，机会利益的损失必须是真正和实质的、而非臆猜性的，此为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核心要件。在确定机会利益损失的作业中，概率平衡的方法、机会损失的方法以及“事件链”和“替代事件”的操作技术，值得中国法及理论借鉴。     

《民法典》中用人者责任与承揽人责任之二元模式论

《民法典》第1191条与第1192条规定的用人者责任，与第1193条规定的承揽人责任对应，构成用人者替代责任与承揽人自己责任的“1:1”二元模式。此种二元模式系历史演进的结果。作为区分两种责任的基础，用工关系与承揽关系之间是相互定义的，应依控制力标准来区分两者：当存在控制、支配或从属关系时，构成“用人者—被使用人”关系，从而适用用人者责任规则；否则构成“定作人—承揽人”关系，从而适用承揽人责任规则；非属用工关系者，即属承揽关系。当视角转向民法之外时，即可发现劳务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与劳动关系，构成了从属性、控制力逐渐增强的递进型三分模式。     

从胡星案看劝返

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引渡的合法替代措施,劝返在外逃贪官的追逃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能够取得一举三得的效果。在引渡难、追逃难的大环境下,我们应当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犯罪分子的感召作用,因案施策积极开展劝返,促进境外追逃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次性物品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少些“一次性”多些“可循环”

一次性洗脸巾、一次性碗筷、一次性手套、一次性纸杯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人们消费习惯改变,便宜、方便的一次性物品受到部分消费者青。一次性物品种类越来越多,使用场景不断丰富,造成生态环境压力逐渐增大。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科学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的替代产品,引导公众养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