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两个先锋队”的探索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理论贡献,它从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人民解放与民族解放、党的历史使命与反“左”防右结合上规定了革命战争中党的建设,指明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规律;江泽民同志有关讲话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两个先锋队”相统一的思想。一184 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     

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效力及其限度

不动产权利登记的效力包括确定力和公信力,确定力针对的是登记正确的情形,在不同的关系中呈现出不同的确定内容,而公信力针对的是登记错误的情形,主要强调了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作为法律对社会交易生活的调整,不动产的权利登记在效力上坚持了自己的限度,从而为自己的适用设定了各种条件或者例外。     

存在主义“自由观”简评

存在主义自由观认为,人就是自由,自由是绝对的。这样一种自由观影响极大,流传广远。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认为自由是相对的、自由的选择应有积极、正确的目标,自由选择不仅要负道德责任、更要负法律责任、自由的根本价值是为人民服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自由观会不断地演变,其变化的轴心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国家权力机关”的理论与形式

[浅井敦是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本文是他研究中国宪法的论文之一。由于从本文论述中可以了解他对我国宪法的观点,所以尽管其中的某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仍将其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荀子形上视域中“义”的限度与“利”的证成

孔子与孟子在论及人之行为动机和行为手段上,奉"义"为圭臬,呈现出强烈的道义论色彩。荀子对于义利关系的阐释则表现出与孔子和孟子颇为相异的进路,他认为"义"虽具备价值上的自足性,却缺少现实上的完满性,因而,为"义"提供一个合理的限度便十分必要。荀子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解释来回答"义"是如何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落实于人的具体社会实践,并使得人们能够在行动中愿意依义而行而非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空洞的道德理想。     

论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治理模式,与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治理的实践要求存在巨大张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不断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要在全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良好环境;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政府治理工具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常态治理轨道。     

中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功能及其限度

在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它时中共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中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以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苦难意识、翻身意识,从而在民众对旧社会的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的爱的情感.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用的发挥,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是有其限度的.在正确认识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合法性资源对中共执政的重要意义.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时代我国刑法客观解释更能适应发展需求,但客观解释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存在解释扩张化的趋势,不断挑战罪刑法定原则。对客观解释的限制应当内外结合,将文义限制和体系限制作为基本前提,注重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重申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市场、网络技术规范等因素的规制作用,同时刑法解释应与国家网络治理大环境相契合,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解释限度,在有效规制网络犯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和对罪刑法定的坚守之间找到平衡。     

正当防卫教义学的评析与展开

正当防卫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在立法上经历了1997年刑法的重大修订,并且设立了特殊防卫制度,鼓励公民积极行使防卫权.在司法上则通过于欢案等一系列案件激活了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最高司法机关通过颁布正当防卫的指导意见、指导案例、典型案例等方式,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提供了实施细则.随着正当防...     

侦查讯问中共情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水平与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心理咨询中一项关键技术,共情技术在侦查讯问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实证研究表明,部分侦查人员应用此项技术的意识不强、应用前的准备不充分、应用中的技巧缺乏。为发挥共情技术的积极作用,侦查人员应当从做好应用前的准备工作、明确共情技术的应用范围、选择合适的共情时机、把握适当的共情限度、优化共情技术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着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