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政治大数据预测的限度

大数据的出现给国际政治预测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大数据并非无所不能。其成功预测的前提是事件具备起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一个过程,大数据预测大致包括数据准备、分析建模和模型应用与反馈三个阶段。数据准备主要由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两个环节组成。对于数据获取而言,研究者既面临着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所施加的规范约束,又要努力克服数据资源的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的现实约束。数据预处理则涉及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特定数据的特征工程和旨在提高信噪比的数据降噪。在分析建模阶段,研究者设置的算法和模型会显著地影响到预测的效果。在模型应用和反馈阶段,研究者首先使用模型进行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来检验、评估和调试模型,其中事件背景条件和对象运行轨迹的变化是影响预测准确度的重要因素。从经验上看,上述诸条件满足得越多,预测准确率越高。本文按照大数据预测的工作流程,归纳并分析了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实践中各个环节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文章创新之处在于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因果关系在大数据预测中的作用:它不仅是建模的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到预测的整个过程。     

论我国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之重构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中证明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司法实践中证据运用的首要问题.作为指导和规范刑事证明活动准则的刑事证明标准,应当根据刑事证明逐步深入的特点,构建出由低到高"阶梯式"的层次性证明标准.作为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即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之确立,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因此,深入研究证明标准的涵义,比较两大法系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分析国内有关刑事证明标准的各种学说,反思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以期重新构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和需要的科学、理性、可操作性的刑事证明的最高标准.     

论国家公权力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公权力对全球供应链的干预,即利用核心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权,使凝聚国家意志的供应链规则在跨国供应链内二次实施,并可实现倡导性规则的强制化、国内法规则的国际化。动用国家公权力干预全球供应链,是各国应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要举措,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违背比例原则、非歧视性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构成公权力的滥用。通过批判性审视美国相关立法和实践可知,公权力对供应链的正当干预类型有预防性、纠偏性和应急性三种,其均具有一定限度;不正当的干预类型则包括歧视性、对抗性、以干涉他国内政为目的的干预。在反思、批判美国既有干预举措的基础上,建议我国制定以供应链审查为核心的预防性干预规则、促进社会共治的纠偏性干预规则和保障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应急性干预规则,并在涉外法治框架下,稳步推进国内供应链规则的域外适用。     

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制止不法侵害的一项重要权利,行使正当防卫必须遵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否则可能构成防卫过当而承担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限度条件把握不准的现象,应从制度目的 的立场把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同时也要在个案当中考虑各种因素的错综杂乱对防卫限度造成的影响,在认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时,要以行为时的事实为基...     

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值得期待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有关规定,我国将首次在不断壮大的农民工队伍中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在向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草案说明时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     

第三审为法律审?——近代中国的学说、立法与司法实践

近代中国仿行德日诉讼制度,建立三审终审制,立法规定第三审为法律审。其立法本意是,第三审专为统一法律之解释,而不为事实之审查。为解释、申明诉讼法上的相关规定,民国最高审判机关先后作出多个司法解释、超过九十个判决例。可在司法实践中,第三审法院仍不时审查事实问题,一方面,第三审为法律审的原则受到日本最近立法的冲击;另一方面,下级法院审判质量堪忧,第三审法院并为事实审乃不得已而为之。南京国民政府改四级三审为三级三审制后,对上诉案件的全面审查导致最高法院不堪重负,不得不向法定原则回归,“厉行法律审”;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指出,这是一个“缓进”的过程。研究第三审为法律审的法定原则在近代中国的实践与妥协,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司法改革也有参考意义。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司法认定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认定,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实行过限,应当依据临时实行行为的犯罪与原共谋罪行的性质差异、其他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是否在场、当场或事后即时表现等具体情况综合判断。     

论证明责任机制的限度

证明责任机制作为解决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进行裁判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尽管意义重大,但它毕竟有着自己的限度。它存在着事实拟制的"错误",存在着被扩大化使用的危险,必须不断履行自己的说服义务,以及作为制度可能牺牲个案中的正义等等。只有认识到这些限度,我们才能真正明确其意义;只有认识到这些限度,我们才能真正在合理的范围内恰当的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