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作权法中人工智能主体资格之否定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法律体系带来诸多冲击.在解决后续具体问题之前,必须先明确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资格.目前学界中关于肯定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有相应的不足.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目前阶段,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法定主体地位既无可能性也无必要性.我国著作权法应当继续坚持其作者权体系的立法初衷和...     

关于提高企业培训有用性的思考

大多数企业对于培训重要性的认知转变可以从其投入于培训的资金比例上看出,甚至把培训用作招揽人才和留住人才的重要工具,以及提供给员工的另类福利。然而随着一轮轮培训潮的起伏,人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理性地寻找新的问题,为什么听讲时感觉效果很好的课程却很难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建立起逻辑联系,也就是学的东西不实用。很多企业反映,花在培训上的钱至少有一半是浪费了,更难以理解的是怎么会发生浪费,浪费在什么地方。那么,培训为何没有尽到其使命——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呢？     

工科物理实验教学探讨

物理实验教学一直是我们不断探索不断改进的学科,在此本人对开放式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提出了一些想法,希望能在实际教学中有所帮助。     

一人公司性质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和公司制度的发展,一人公司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立法所承认,我国新《公司法》也已确立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合法地位。学者们大多只是从实践角度论述一人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对于一人公司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对一人公司性质的评判应当突破传统理论框架,在更为科学的层面上予以重新认识。     

积极刑法观下犯罪附随性后果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积极刑法观的刑事立法背景下,犯罪附随性后果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扩大。犯罪附随性后果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资格或权利的剥夺与限制,在性质上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其所存在的价值基础在于防卫社会和保护重大公共利益,但随着积极刑法观在我国的确立,严厉的犯罪附随性后果可能违背刑法轻缓化的价值理念,并且影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带来犯罪附随性后果预防功能的克减。为使犯罪附随性后果更好发挥作用,必须树立犯罪人复归社会与防卫社会相统一的思想理念,给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在规范上提高设置主体的规范层阶,缓和其严厉性,并且逐步消除前科报告义务,同时在制度上建立犯罪人就业歧视的救济制度。     

教育和人的关系的再审视:一个哲学的视角

教育和人之间本质的始源性关系,在现代工业体制、市场逻辑和社会分工的浸染下,其澄明状态遭到了历史性遮蔽,表现出了明显的外在化、功利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人和社会的双重不和谐.而要克服这种局面,就应该在哲学的视野中对教育和人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使教育历史性地回归于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建设

推进我国意识形态现代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当前,意识形态建设要主动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努力体现科学性、整合性、包容性、适众性,增强创新力、凝聚力、吸纳力、亲和力,以更好地实现意识形态社会化,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对美国商务部有关汇率低估构成可诉补贴规则的合规性分析

美国商务部新近颁布实施的《补贴税调查程序中有关利益和专向性的修订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不符;该修订规则缺乏《SCM协定》中有关提供补贴的适格主体的内容,把汇率低估视为补贴的做法与《SCM协定》行为要件“财政资助”和结果要件“授予利益”的规则和实践也不相符;而把有跨国购买或销售行为的企业视为专向性考察中的一组企业的规定也与《SCM协定》的规则和实践相左;另外,修订规则将汇率低估视为补贴也缺乏国内法的依据。修订规则为美国肆意征收反补贴税大开方便之门,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武器。我国应该在美国国内司法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架构下挑战这一修订规则,纠正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轻罪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轻罪”系法定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随着轻微犯罪的案件数量及比例逐渐升高,刑法修正案所体现的“轻罪化”特征愈发明显。轻罪刑事政策实现了对传统重刑主义的扭转,罪刑设置从“厉而不严”转变为“严而不厉”,刑罚功能从以威慑警示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引导为主。轻罪刑事立法可以避免动辄适用重罪、弥补法律规范空白、塑造民众的规则意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刑事立法举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3个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的轻罪,妨害安全驾驶罪避免了轻罪重判,危险作业罪具有积极预防的效果,高空抛物罪补充了民法救济的不足。未来轻罪刑事立法应考虑到危害行为的类型化,以法益保护目的为指引,总结和预见犯罪规律以建立类型;注重与刑法谦抑性的调和,严格把控罪与非罪的界限;把握预防刑法中“危险”的限度,只有达到“重大”程度的法益侵害危险行为才能为预防刑法所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