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解是不同于判决和撤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与法治原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并能够促使新的行政活动方式产生。在中国语境之下,未来《行政诉讼法》应建立和解而非调解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从小泉参拜判决看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附随性”

围绕小泉的前三次参拜,日本国内共对其提起七件诉讼,到2005年10月止,共出现了11次判决。这些判决可分为三大类:对参拜行为不进行“公、私”界定,更不进入宪法判断程序;对参拜行为进行“公、私”界定,因为不具有“事件性”,不进入宪法判断程序;界定参拜行为是公行为,判决参拜违宪。这主要是由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附随性”所导致的。在“附随性”体制下,判决的“既定力”仅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判决的先例拘束力在事实层面上是制约法官的。小泉参拜判决也是对该体制的回应。     

法院缘何缺乏权威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赞成对审判权的行使进行监督 ,但是却反对借监督司法之名行干预司法之实。·法院权威不仅表现在审判程序得到严格遵守 ,还表现在法院判决得到兑现。     

王斌余案背后的法理思考

从网上看到王斌余案后感到非常痛心:“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的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民意与法院判决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笔者感兴趣的不是这个案件本身,对此类案件来说,相信它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能带给我们诸多制度思考。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三百多位网友的评论,吃惊的是竟然所有的评论都同情乃至支持王斌余,对为富不…     

一份悬念重重的遗嘱

2004年3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栏目播放了一个名为“一份悬念重重的遗嘱”的专题节目，说的是上海有一位叫袁文林的老人，生前设立了一份代书遗嘱，大意是将其在本市光新路某处的房屋赠与他的养女杨某。老人去世后，引发了一场官司，老人的女儿袁霞、侄子袁宝华作为共同原告，将杨某告上法庭。2003年12月，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胜诉．上海电视台《庭审纪实》栏目对该案作了详尽报道。上海法治报、新闻晚报对该案也作了披露报道。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何以引起众多媒体的如此关注?     

“中国起重机之乡”企业权益难保障

企业名称混乱工商局被起诉,行政诉讼法院竟收费20万,法学家对该案一审判决提出质疑连续两届当选河南省新乡市人大代表的蔡景新,在素有中国起重机之乡美名的河南省长垣县,可称得上是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任董事长的河南省新乡市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矿山公司),近两年来每年为当地创税都在千万元以上,他本人和企业被国家有     

错位的人生坐标——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原局长林福久案件剖析

2004年5月24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重婚罪一审判处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原局长林福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林福久不服，提出上诉。2004年7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4年12月2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林福久被执行死刑。     

试论法官理性思维

在社会各种冲突与纷争中，人类创造了多种解决纠纷的机制与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神明裁判、决斗、贤人裁判等方式逐渐被现代社会所抛弃。依法裁判强调司法判决的理由说明与程序的正当性，使得解决纠纷的机制摆脱了主观噫断和偶然随意的弊端，对具体案件处理的要求趋向公正、文明与科学。这就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在判决时，对理由的说明和正当性的证明要经过理性的思维过程，才能使案件的处理达到理想的效果，特别是当代法治社会强调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强调要说明强制决定的理由，法官的理性思维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法学家季卫东所说的：“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重要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具体实事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热水器洗出人命 厂商安装单位房屋承租者均有责任

佩里·约翰逊(上海)咨询有限公司原员工李某因违反“竞业禁止”的“游戏规则”，被法院判决向“老东家”作出赔偿。     

对“婚内强奸”以强奸罪定罪量刑的反思

1999年12月由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王卫民婚内强奸案引发了有关如何看待和处理婚内强奸行为的激烈争论。在这场方兴未艾的争论中．主张对婚内强奸以强奸罪定罪量刑的观点明显占优势．最高人民法院载发的判例中表达了支持这一观点的倾向。实践中部分法院也开始仿效青浦区法院的做法以强奸罪处理婚内强奸案件。然而，对婚内强奸行为以强奸罪定刑是否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是否真的保护了妇女的权益?是否真的适应了国际潮流?最有发言权的中国妻子们是否真的愿意将丈夫的婚内强奸行为犯罪化?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