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审理原则考量

我国法院刑事亨判庭在对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犯罪案件进行审理时普遍遵循不公开审理原则。但在司法謇践中，机械的适用不公开审理原则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应该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案件采取限制性公开审理原则。     

讯问未成年嫌疑人时监护人必须到场

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规定》明确指出，当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断裂与弥合 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和专家对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建议,一些法院也进行了有益地探索。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对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相应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现状及立法建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是未成年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我国现行立法在这方面不尽完善,无法很好的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本文从分析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出发,结合宝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典型做法,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喧等人在《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该项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的局限。在传统的司法制度理念看来，犯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行使，不允许进行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刑事被害人在国家刑事法系统中失去了独立性，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被害人失去了求刑权、量刑参与权。     

对身份不明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应有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实践中,公安机关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以及自报身份尚未查清的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羁押时间总是以身份不明为由随意计算。对于故意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无可非议,但对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未成年犯因身份不清而任意对其关押并不妥当。因而,笔者认为…     

办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应做好被害人疏导工作

2006年1月23日,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正式实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已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这两部法律规范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理念,彰显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关怀和宽容.     

红色特工祁文山的“潜伏”人生

1917年4月，祁文山出生在天津一个贫民家庭，15岁父母双亡。尚未成年的他为了生计只得投奔在河南焦作当铁路工人的三哥。来到焦作，祁文山被三哥送到焦作扶轮学校读书。在这里，祁文山遇到了李导民和杨洗压两位恩师，他们二人当时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合适成年人不能沦为“旁听者”

正合适成年人制度主要是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父母不能或不愿出庭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挑选符合一定条件的合适成年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出庭,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日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项调研报告指出,司法实践中一些到庭参加诉讼的合适成年人常常一言不发,与未成年被告人极少交流,以致严重影响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价值与功能的发挥。我国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经过近10年的实践探索,在司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暴露出的一些法律问题也亟需关注,如法律没有作明确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审查判断

[基本案情]2009年6月9日晚18时许，犯罪嫌疑人张某（湖南人）伙同黄某等人在杭州市萧山区飞龙网吧门口与被害人何某发生争执，后张某等人赶回租房取砍刀、木棒等工具，来到飞龙网吧门口，持砍刀、木棒对被害人何某、张某、王某三人实施殴打，造成何某三人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