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受伤的“花蕾”

近年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实践中发现,不少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屡屡犯案,往往与其心理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憾有关。同时,对于一些因案产生心理创伤或阴影的被害人、证人及其他涉案当事人,心理辅导的意义超过了物质补偿。为此,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引入心理学方法,成为呵护这些倾斜或受伤的"花蕾"的有效方法。     

抚养权之争:法眼下情与“钱”的交织

孩子,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希望。孩子归谁抚养、由谁监管可能影响着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在夫妻反目对簿公堂,当天灾人祸之下抚养权不得不移转的客观现实面前,法官的一次法槌敲动可能决定了一个孩子的未来。为此,每个法官都应在有利于"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这一裁判准则的基础上,综合全案情况,严格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谨慎裁判。笔者挑选司法实践中几则案例,与大家一起细细品味此类案件中的法律规定、法官裁判思路与心理。     

未成年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西宁市城北区为背景

未成年犯罪与保护问题在国内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该文以西宁市城北区为背景阐述了未成年犯罪的若干问题,并借鉴了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少年庭的经验,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对未成年犯罪的预防提出了系列建议.     

简论未成年检察工作一体化的现实必要性

在检察系统内部由未成年人案件专门办理机构全程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犯罪预防、监所考察教育,参与社会综合治理及社区矫正,建立捕、诉、防、监等一体化的工作机制,既是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之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队伍,有其现实必要性。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作为未成年人与罪犯双重身份交集的未成年罪犯,必然是文化人类学重点关注与关怀的弱势群体之一。厘清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核心内涵,揭示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实践存在的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事业而言,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探源及干预对策

为探寻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教育的关系,近年来,成都市妇联联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查看法庭审判资料、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教育进行深入调研。共查阅410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材料,涉及未成年犯罪人数519人次,随机抽取成都市少管所150名罪犯进行了父母养育方式的问卷调查,并对12名14-18岁未成年犯罪人及1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进行了个别访谈。     

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就该自生自灭吗

疫情期间,为在家看护不满两岁的孩子,她被单位解雇。单位的理由是,按有关部门的解释,"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不包括看护还未上幼儿园的婴幼儿3月23日下午,正在家里喂孩子吃饭的李芸(化名)突然接到一个EMS取件电话。"我带着孩子,取不了。就问是什么,对方说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心里咯噔一下。问是哪里寄的,对方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地址。我拒收了。"李芸一时回不过神来,她怎么也想不通,服务了快13年的公司,会在自己最难的时候把她给解雇了!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成因及预防新探——以广州番禺韦某强奸杀人案为例

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不满14周岁便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探析其暴力犯罪成因应遵循以下路径:天生犯罪人理论不足以解释暴力行为原因,就行为表现而言,韦某也并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行为的能力,其残暴行为源自其冷漠、敏感暴躁的人格缺陷,而其人格缺陷的产生是由家庭人文环境缺失、父母错误教育方式以及父母面对问题时的逃避态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韦某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在于两方面:就微观层面而言,国家和社会组织应对触法未成年人进行认知治疗、积极介入触法未成年人家庭环境;在宏观层面,亟需构建我国的少年司法体系。     

“军中骄子”刘伯坚的怜子情

1935年3月4日,春风中细雨飘飞,天气乍暖还寒。在江西省信丰县塘村山区,正发生着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突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2000余人,重重包围在这块方圆数里的狭长地带。早已疲惫不堪、饥寒缠身的红军官兵,在危局下拼死反击,试图杀出敌围。处在劣势中的红军并非是毫无斗志的溃军,他们在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的指挥下,奋力与敌人拼杀。     

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生存现状和社会救助研究——对安徽省合肥市的调查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是受犯罪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社会支持不仅是一个社会救助或者预防犯罪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正公平的问题。本文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采取系统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就他们的的生活、学习、思想动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注重基层组织、推动监狱、劳教场所开展工作、建立社会关爱体系和实践多种救助方式五个方面探讨了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