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犯罪的辩诉交易——GBMI裁定下美国精神障碍犯罪人转处及启示

美国《模范刑法典》排除基于无意志控制力的精神辩护,但未明确划定刑罚免责事由与减轻事由间的界限。"有罪但存在精神障碍(GBMI裁定)"处于因精神障碍而无罪与有罪判决间的"灰色地带",在GBMI裁定下的精神障碍犯罪人享有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诉讼权利,其合理性和犯罪人转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从援助交际事件看社会道德建设

最近,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涉案人员多达20多人,大都是十几岁的少女,有的不满14岁,还达不到法律惩罚的年龄。这些学生来自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这些处于花样年华的美少女们基本都是主动卖淫,其动机和交易方式与日本社会存在的"援助交际"如出一辙。援助交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非羁押措施适用实证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积极适用非羁押措施,不仅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而且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执法。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逮捕羁押率,是检察机关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应当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2011年12月初,高检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在依法严厉打击     

生活方式与未成年人刑事被害

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被害历来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难题,未成年人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往往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对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刑事被害原因复杂多样,其独特的生活方式乃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未成年人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分析笔者以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被害的生活方式主     

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监护制度,在保护我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未成年子女父母监护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可行性建议如下:明确父母监护的定义,明确监护制度的对象;完善有关父母监护人认定的系列规定;完善有关父母监护人认定的系列规定;完善民政监管体系,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爱的互动是一种力量

读了《民主与法制》2011年第17期《向被害人忏悔》一文,感触很深。服刑人员向被害人忏悔,给被害人心灵上的慰藉和补偿,是一种爱的传递。虽然来得晚了一些,但却是被害人等待已久的心愿。被害人感受到了服刑人员真诚的忏悔,由此产生对服刑人员的谅解。这种谅解也是服刑人员盼望已久的爱。这种爱的互动让服刑人员真正享受到了爱,真正懂得了爱,从而增强了积极改造、重新做人的信心和决心。可见,爱的互动是     

“校园霸凌”防治路径探索

近年来,"校园霸凌"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其引发的社会各界讨论也层出不穷,由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间接影响,以及教育模式、理念的缺陷,使得"校园霸凌"在校园中滋生恶化。究其本质而言,"校园霸凌"就是"社会霸凌"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恶性的违法行为。文章通过对"校园霸凌"的综合性探讨来理清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危害,研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现实困境,试图从法律、政策、社会机制等方面入手,为防治"校园霸凌"提供切实有效的对策与途径。     

出卖未成年亲生子女的行为刑法定性与实务研究

我国对于侵害未成年人身心的犯罪一直都是持严惩态度,尤其是拐卖儿童的行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频繁,导致儿童拐卖活动开始迅速增长,经过出台一系列专项法律文件,以通常的拐骗、引诱等手段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得到比较有效的遏制。与此同时,另一种更隐秘和特殊的侵害儿童行为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就是父母出卖未成年亲生子女。针对这种行为,由于目前立法上尚未明确完善,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实践中存在争议,尚未达成一致观点,争议焦点是应如何判断行为人出卖的主观目的,以便对该行为正确定性。     

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