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过错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不法分担

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有别于生活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将被害人过错定性为酌定量刑情节不仅忽视了其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地位，导致犯罪认定出现偏差，更加剧其在量刑中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风险，导致罚过其罪。事实上，犯罪行为人与有过错的被害人共同分担不法与责任，关系到罪质有无、罪量大小的认定。被害人过错本质是“被害人不法”，对其进行评价不会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特殊、急性的被害人过错可以作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一概将该标准套用于其他被害人过错情形的认定，否则会导致将慢性、长期的被害人过错与轻缓、即时的被害人过错等情形错误地排除出犯罪构成体系，致使不法与责任完全由犯罪行为人一人承担，有损个案公正。     

没上幼儿园的孩子,就该自生自灭吗

疫情期间,为在家看护不满两岁的孩子,她被单位解雇。单位的理由是,按有关部门的解释,"每户家庭可有一名职工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不包括看护还未上幼儿园的婴幼儿3月23日下午,正在家里喂孩子吃饭的李芸(化名)突然接到一个EMS取件电话。"我带着孩子,取不了。就问是什么,对方说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我心里咯噔一下。问是哪里寄的,对方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地址。我拒收了。"李芸一时回不过神来,她怎么也想不通,服务了快13年的公司,会在自己最难的时候把她给解雇了!     

“军中骄子”刘伯坚的怜子情

1935年3月4日,春风中细雨飘飞,天气乍暖还寒。在江西省信丰县塘村山区,正发生着一场红白两军进行包围与突围的恶战。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部队,将头晚宿营于此的中共赣南省委、省军区2000余人,重重包围在这块方圆数里的狭长地带。早已疲惫不堪、饥寒缠身的红军官兵,在危局下拼死反击,试图杀出敌围。处在劣势中的红军并非是毫无斗志的溃军,他们在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的指挥下,奋力与敌人拼杀。     

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诉讼机制的构建

被害人对公诉决定权制约机制是一种程序性的救济权利,目的是防止检察官滥用公诉决定权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公诉权的国家专属性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机制的最优途径是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诉讼主体地位,通过被害人程序性的制约权利防止公诉决定权的滥用,推动刑事司法程序正义的进步.鉴于中国的公诉决定权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不合理、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缺失等,笔者建议从承认犯罪行为的私人侵权性等六个方面完善被害人制约公诉决定权的诉讼机制.     

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生存现状和社会救助研究——对安徽省合肥市的调查

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是受犯罪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社会支持不仅是一个社会救助或者预防犯罪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正公平的问题。本文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采取系统抽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0份,就他们的的生活、学习、思想动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以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完善国家监护制度、注重基层组织、推动监狱、劳教场所开展工作、建立社会关爱体系和实践多种救助方式五个方面探讨了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救助政策。     

“生死两重天”的精密化司法判断——析李飞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9月18日《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227号)发布了第三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指导案例12号李飞故意杀人案涉及到死刑的适用、限制减刑等量刑问题。作为生效判决和指导性案例,其司法权威应当获得普遍尊重,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重新审理等多个     

让敲响的法槌不留任何遗憾 记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周欣

周欣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7年。先后被授予"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创先争优,世博先锋行动‘五带头’共产党员"、"上海市市级机关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上海法院优秀法官"、"上海法院办案标兵"和"办案能手"称号,并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一等功"1次、"上海法院个人二等功"2次、"上海法院个人三等功"1次。旁人眼中的中院刑事女法官,握有生杀大权,而她说:"正因目睹案件中太多的仇恨、杀戮、悔恨以及伤痛,才让她更懂得生命的价值,也更懂得手中这把法槌的份量。"她,便是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女法官周欣。     

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及其借鉴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保护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和利益，是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人权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客观需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台湾自1998年实施“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并在实践过程中为适应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多次对其加以修订和完善，有关被害人保护的许多理念、规定和做法值得大陆在制定被害人保护法时借鉴。本文特对台湾地区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过程、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并就其对大陆的借鉴意义谈点粗浅的认识。     

小案子 大文章

两年前,我正式进入人民检察院上班,当日即被分配到公诉科,成为了业务线上的一名检察干警。说起基层检察院的公诉工作,熟悉的同志都会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小案子居多。轻伤害案、一般交通肇事案、涉案几千元的盗窃案……办多了就会觉得倦怠,毫无挑战感。其实,一个案子在手,嫌疑人避重就轻,被害人渴望严惩,司法机关需要公正,国家、人民要求稳定与和谐,本无大     

“吊模斩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0年4月,被告人宁某某、李某某承包松江区松汇中路328号"哈尼尼咖啡酒廊"后,伙同被告人王某华、王某强、李某、匡某某、王某、崔某等人,以该酒廊为中心进行"酒托"诈骗。具体由上述人员分别伙同各组"键盘手"、"传号手"、"酒托女"等人员,由"键盘手"以女性身份,通过网络搭识男性网友,并以"交朋友"、"谈恋爱"、"一夜情"等为由,获取对方的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传号手"提供给"酒托女",后由"酒托女"根据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