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国家责任说——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为了保护被害人权益，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学者纷纷呼吁，参照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为了使作为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说更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宜对国家责任说的理论基础——社会契约理论进行推理和择取。结合社会契约理论，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理论依据，建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对我国犯罪被害人刑事诉讼地位的反思

我国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表面上看起来较高(当事人地位),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利,但由于这些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瑕疵,实行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而且我国侧重于对犯罪人人身惩罚权的满足,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保护则显得不够,也没有设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诉讼外的社会援助制度.我国应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努力实现被害人、犯罪人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平衡,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因素之一,应受到刑事诉讼的直接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虽有一些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有效保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香港警方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做法及启示

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香港警方在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时,特别强调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和保护,减少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再次伤害。具体体现在:多机构的合作模式、专门的办案程序、家居录影式的调查访问、一站式的调查取证、支持被害人出庭作证、多专业的治疗辅导服务等。     

论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原则

由于我国对于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规定过于简单,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但这一原则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对此原则进行探讨,由法律全方位加以规范,以利于法院的实际操作。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是绑架还是非法拘禁？

[案情简介]被害人赵某在商业往来中拖欠被告人孙某货款20余万元,孙某虽经多次催要,赵某一直未还。孙某见要钱无望,遂起拘禁赵某家人以逼其还款的念头。经过秘密准备,孙某将赵某7岁的女儿诱骗至自家堆放货物的仓库中,将其非法扣押,并向赵某打电话勒索现金40万元。后二人商定以30     

不起诉制度利弊析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于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以下简称新刑诉法)该法以进一步协调打击力度与保护程度为宗旨,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高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带当事人主义色彩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废除了检察机关的免予起诉决定权,更新了不起诉制度等等。毫无疑问,新刑诉法的颁布,使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上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但是,欣慰之余,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该法在不起诉制度的设置上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误,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上带来混乱及产生较大的负效应。因此,有必要对不起诉制度作深入的探讨,区分免予起诉与不起诉制度的本质差别,充分认识这一举措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应看到由于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和立法技术粗糙,导致该制度的设置有违背宪法乃至动摆国家公诉制度之虞,且极大地损害和削弱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也背离了新刑法的立法初宗。     

新刑诉法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权保障"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贯彻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基本理念。新刑诉法从程序等几个层面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力度,然而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却仍然存在一些困境。新刑诉法仍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并重并将其作为刑诉法的直接目的,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会走入误区;被害人权利保障成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软肋;秘密侦查合法化带来人权保障的隐忧。因此,要走出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误区,必须明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完善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并规制公权力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