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金融犯罪问题调研

经济领域的多发性犯罪,本文通过对山东省金融犯罪问题的调研,对山东省金融犯罪的态势和公安机关办理金融犯罪案件中的追缴涉案财物、非法占有目的、金融诈骗罪的既遂与未遂等疑难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形态辨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都存在一定争议。这一争议在本质上反映了对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以成立为模式还是以既遂为模式的理论分歧。从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以既遂为模式。原则上讲,侵犯商业秘密罪未遂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存在可罚性。对于确实没有处罚必要的未遂行为,应当进行个别化判断,予以出罪。在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未遂形态时,应当注意其作为数额犯的特点。     

共同犯罪中犯罪未遂与中止的比较研究

犯罪的停止形态各国的立法规定多有不同 ,这不仅直接造成理论上对停止形态的认识大相径庭 ,而且 ,有的理论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法的态度 ,即对犯罪的停止形态有无规定以及如何规定。本文在对主要国家和地区刑事立法的规定以及理论上犯罪未遂与中止形态一般问题的研究基础上 ,就我国刑法的规定 ,对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停止形态的未遂与中止予以讨论。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情节加重犯的成立以基本犯的成立为前提.加重情节不影响罪质的有无,但影响罪质的轻重.加重情节并非一种单一的反映罪质和罪责加重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指标.加重情节属于定罪情节而不属于量刑情节.只有基本犯既遂的构成要件完全具备而且加重情节具备,才能成立情节加重犯的既遂.     

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司法解释质疑——兼论司法解释的现实得失与应然走向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具有加重结果的抢劫罪一律认定为既遂状态,实际蕴含了重刑主义倾向,同时也凸现了其作为高端优位者在刑法理论界本来极有争论的学术领域做出裁判性结论的自信色彩,这多少表明中国今天的刑法理论依然无法拆卸实践的重轭,从而取得理论指导实践的地位。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树立刑法典的权威地位。作为高端权威的司法解释有所紧缩,是促使和形成每个法官能够独立钻研解读刑法典、能够与立法原意进行直接对话的必要的条件,也是刑事法治社会逐渐成熟的必要条件。     

论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

如何区分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尤其是针对八种加重抢劫情节是否存在未遂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对多种观点的比较分析提出,无论是普通构成的抢劫罪还是加重构成的抢劫罪,都存在因犯罪构成不齐备而未完成的情形。     

盗窃罪既遂标准之我见

盗窃既遂、未遂的划分,不仅仅作为情节轻重的差别影响到量刑,许多情况下更直接影响到定罪。按有关司法解释,盗窃未遂,如非情节严重,不应定罪处罚。而盗窃罪是否构成,某些情况下又会对其他犯罪的构成产生影响(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理论界各执一词,由于没有统一的司法解释,司法界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相同的情节因执法者认识不同而有差别悬殊的处理结果,造成司法混乱,不利于法律公正与尊严。本文拟从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盗窃既遂、未遂标准的争议入手,结合法理和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对失控说理论及其相关概念的分析、界定,为统一标准之建立提供参考。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此案应定性为数罪

《天津检察》2007年第二期刊登了杨正路同志《孙某的行为是诈骗还是抢劫》（以下简称“杨文”）一文。文章认为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孙某行骗不成转而抢夺的行为应构成抢夺罪。笔者认为“杨文”在案件定性上有误，孙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未遂）和抢夺两罪，而何某的行为应认定为诈骗罪（未遂）。下面，浅述本人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由被害人“预防投资”解构犯罪未遂的轻刑化

潜在的被害人为自我保护通常会进行预防投资,但是其投资水平并非总是处于最佳状态,从而产生负外部性,需要刑罚对之进行宏观调控。法律的经济分析表明犯罪人更倾向于选择高预防水平的被害人为目标对象,而犯罪未遂轻刑化正是防止投资过度,节约社会资源的规律使然。从经济效用看,犯罪未遂轻刑化不仅契合了市场经济的理念,实现了帕累托更优状态,更推动了预防犯罪博弈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