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雄常务副校院长出席科研与决策咨询永定基地揭牌仪式

正6月26日上午,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科研与决策咨询基地揭牌仪式在永定县委党校金砂新址礼堂举行。常务副校院长陈雄出席仪式,并与永定县委副书记、县长陈厦生共同为基地揭牌。陈厦生代表永定县委致词,副校院长刘大可代表校院委致词并与永定县委副书记苏贤添签署基地合作协议。省市校院、永定县相关领导与人员参加了当天的仪式。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根本上是以法律的可辩驳性为基本前提的。可辩驳思维对"法治可能性"的证成,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广东等省市今年经济工作思路

最近．广东省提出,做好2014年的经济工作,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全省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建设。一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深化改革。区分情况,分类推进,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主轴．抓紧研究制定分类推进改革的实施方案．把改革的思路和要求变成可操作的行动计划,     

生态税的可税性

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包括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和法学上的可税性.经济学上的可税性分析为生态税解决合理性的问题,而法学上的可税性为生态税解决合法性的问题.因此,生态税的可税性分析其实质就是对生态税的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分析,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的分析.     

刑事法视野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学界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历久不衰。在刑事法领域,实体正义乃是刑罚的理想实现,程序正义则是使被追诉者的基本权利获得保障。实体正义的实质是一种分配的正义,因而需要对分配者进行制约。程序正义的第一法则是其可参与性,亦即实体正义的实现应当是个人意志参与诉讼的结果。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实现的最高状态是“和谐正义”。     

从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看诗的可译性

诗是否可译,争论由来已久。不少中外学者都提出过不同观点。无论从"传神达意"还是从"形式音韵"看诗的翻译的确很艰难。然而,诗并非不能翻译。通过对优秀译诗赏析,从诗的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辩证统一的角度,我们对诗的可译性问题可以出"诗难译,但可译"的答案。     

美国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研究——以美国判例与立法的互动为中心

美国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经历了弗赖伊判例"普遍接受标准"的限定到《联邦证据规则》对专家证言"关联性"和"有用性"的立法扩张,催生了达伯特判例的"综合观察标准",又因"乔因纳"、"锦湖轮胎"判例对达伯特判例的冲击,引发了涉及科学、技术和经验知识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多种判断标准的纷争,导致《联邦证据规则》作出了限缩性的修正。判例与立法的互动背后演绎着专家证言可采性的判断权由"科技社群"向"法官"移转,最终法官扮演了专家证言进入法庭"守门人"的角色。美国专家证言可采性判断标准迷失于判例促发立法的互动,为我国法官如何走出依赖原有内部设立鉴定人积习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可借鉴的经验。     

盗窃罪双重定罪模式的重申与修正——基于与台湾地区刑法的比较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盗窃罪均采用相对狭义的盗窃罪概念,但在违法类型性质的界定方面存在不同,台湾违法性类型的性质是单独的,而在大陆刑法中是重合的。大陆的定罪模式采用定罪+定量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单一定罪模式。对于轻微盗窃行为大陆采用的是立法处理模式,台湾采用的是司法处理模式。两种定罪模式各具合理性,但是引入单一定罪模式则与大陆当前刑法理论体系不兼容。基于此,我们仍应坚持双重定罪模式,分析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依据并予以修正,为大陆刑法定罪模式的合理性发展寻求一条可行性路径。     

以假币购买毒品的司法定性问题研究

本文案例启示:在行为人使用假币骗取毒品等违法财产利益的场合,由于法律体系并不允许相互冲突的规范同时存在,并且行为的可罚性系建立在施予不法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刑事制裁也并非是维持毒品交易中诚实信用的恰当方法,因此,不宜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基本案情]2007年4月20日16时许,黄某某与赵某某在云南大理市大红帆酒店咖啡厅交易毒品时,被当地公安局缉毒民警当场     

专家证人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运用及其完善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专家证人诉讼制度.专家证人制度在各国,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对于解决技术事实争议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一直在积极尝试技术专家证人制度的适用.即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关于诉讼辅助人制度的规定,同时借鉴域外法的规定,探索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与法庭指定专家证人相结合的方式,协助法庭查明相关技术事实.有关专家证人适格性标准、专家证人出庭方式、专家意见可采性标准以及裁判文书表述等的相关研究,一方面满足了解决技术事实认定难的司法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专家证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不断积累了经验.实践证明,通过司法实践不断加强实际操作,总结、研究并提炼相应规则,专家证人制度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完全可以与传统司法技术鉴定制度并行存在并获得发展.尽管专家证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困难重重,但稳步推进是知识产权审判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