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爚及其著述

刘爚是配祀朱熹的四大弟子之一,乞罢伪学诏,请以朱熹白鹿洞学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于朱门为有功之人。本文拟澄清其家世、生平、著述等相关问题。     

朱熹对先天象数易图之采借与改造浅论

朱熹之先天象数学尽管承袭于邵雍之数学体系，但与邵雍之体系相比，其先天学体系显然有大突破。可以说，其突破主要体现在，以邵雍之先天象数学为基础，朱熹对其做了调整和扩展，使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成功构建属于自己的先天象数学体系。而在这些调整与扩展中，对先天象数易图的改造则是其最大的特色，也是朱熹最着功夫处。本文探悉了朱熹对河图洛书、太极、伏羲四图所做的改造和调整，并于文末得出朱熹其改造先天易图是其“以理观易”思维的明确体现，其旨归无非是“以易证理”，最终建构更加完善的理本论哲学体系。     

朱熹与张栻的思想异同

朱熹与张栻二人思想有相同点也有相异点,他们相同之点表现为,在性之善恶问题上,都认为性为至善,在心性关系上,都认为心统性情或心主性情。在对仁的解释以及涵养识察之先后问题上,二人都存在一致或相近的看法。二人观点相异之点表现在,对太极的解释上,朱熹认为太极即理,张栻则认为太极即性,对心的主宰性,二人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朱熹把心的主宰性只限于性、情,张栻则把心的主宰性放大为对宇宙万物的主宰。     

当歌伎严蕊遭遇封建卫道者朱熹

宋代以奢华著称，蓄妓之风也颇盛行，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多与歌伎交游，“官伎承值，征歌侑酒”。有资料称名相寇准居官清廉，以其“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为论据，可见在当时蓄伎之风何等盛行。但有意思的是，寇准大概也有此好，他的侍妾倩桃曾以诗讽喻寇准，诗中有“一曲清歌一束绫”之句，可见寇准出手还是颇为大方的矗而且，寇准也并没有“痛改前非”的意思，他在回复倩桃的诗中说：“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朱熹“格物致知”说历史演变及其学理价值

在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以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为显著特征的儒家文化中,还旁生着一种探究事物规律,穷尽自然性质的理论源流,这就是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而在宋明时期发扬光大的“格物致知”论。一古籍《大学》最早提出了“格物致知”之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经第一章)根据《大学》整体精神和儒学大要主旨,《大学》“经”文里的所格之“物”和所致之“知”,主要不是指自然事物和对     

诚实守信 立身之本

诚实守信,简称诚信。心口一致谓之诚,言行一致谓之信,诚实守信意即诚善于心、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从伦理意义上讲,诚实守信是一种底线道德,是立身做人的最起码要求。它就像道德体系大厦的基石,是其他一切高尚道德发生和发展的依托。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诚实守信。关于"诚",朱熹认为,"诚     

延城之水

1城因水生,水泊延城。水自东来,名曰建溪。水从西来,号称富屯。闽上游各邑首指延平。它扼八闽之襟喉,踞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实际上延平之水来自占全省五分之一面积的闽北的十面八方。双江之上支流众多,按延平县志统计,境内拥有川三十条,溪二十五支,坑涧十三个,湖六座,桥四十,渡口四十有三。几乎闽北所有之水在这里重整集合,诞生闽江,千里之外,注入东海。闽江年平均径流量621亿立方,大于我国黄河、欧洲莱茵河、美洲田纳西河,流域覆盖人口将近全省一半。像这样发源于本区域内的母     

朱熹对仁的诠释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天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仁与爱、恕、公的关系不仅厘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则在对先前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合一的继承中,推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格物致知"作为"三纲八目"中的重要概念,源出于《大学》。二程训"格"为"至",程颐认为心物在格的过程中深融为一,而在程颐看来,格致不外乎"穷理"而已。朱熹和王阳明也将《大学》纳入自己的理学和心学的体系,并对格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比较三者对"格物致知"的阐述来揭示其在思想理论基础、所格之物与知的对象、格致方法、格致目的这四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朱熹思想在当代台湾之主要学术评价

自明末清初传人台湾以后,朱熹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思想价值观念和官方意识形态主宰台湾思想精神领域数百年之久.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朱熹思想早已褪去昔日的光环,在学术思想领域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而存在.当代台湾是一个各种思潮汇聚之所,人们对朱熹思想的评介更多是从自身的学术视角出发,无论是来自传统儒学内部的观点,还是来自新儒家的批评意见,其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在特定场合,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都自有其特定的情境.因此,我们从外部的角度去审视朱熹思想在台湾的学术存在,必须重视这样的特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