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职》与先秦的学校教育

《弟子职》是研究古代礼仪和教育的重要文献，保存于《管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孝经类”，朱熹将其编入《仪礼经传通解》，并加以注解。《弟子职》与《曲礼》、《少仪》等有不少相通之处，但不能由此断定其为汉儒作品，它应该是管子学派教学时的弟子守则。     

托起明天的太阳——钱学森与青年人发展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不仅在系统科学、航空航天等方面功勋卓著,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书信来往和座谈会等形式引领了一批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全面展示钱老信任、重用、关心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展示他瑰丽多彩的人生。     

朱熹的宗教思想初探

朱熹在理气论的基础上构建其宗教思想体系。他以"理"、"天理"来重新解释孔孟所信仰的"天"与"天命",并将体行天道、成为"圣人",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他又用"气"之聚散变化来说明人的生死和鬼神问题,使儒学(包括其鬼神说)成功实现了一次由粗糙向精致的转变。朱子的宗教思想是儒家反对佛、道的有力武器,对维护儒学的至尊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让心灵“辟谷”简

中国古代学者关于如何读书有不少论述,其中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专门讲了读书之法,对当代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荀子人性论的内涵、实质及其意义——兼与朱熹人性论的比较

荀子对人性的考察主要着眼于和情欲相关的自然人性,而朱熹则在理气相分的框架下,给予气质之性以足够的重视。两人都充分意识到与肉身相关的自然情性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并由此带来他们在人性及其修养问题上的诸多共同之处。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儒家文化的拓展,在实践上也更有利于人的健全发展。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化腐朽为神奇——关于保护开发朱熹宋慈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建阳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

如何保护开发和利用朱熹、宋慈、游酢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旅游和经济发展?今年以来,建阳市政协组织专题调研,结合建阳本地实际,     

对"后学话语"的反思与批判

“后学’（post-ism）在中国有三种不同维度,除了有推进者和客观研究者以外,对后学的批判反思成为当代中国学界一个重要的声音。对后学的反思批判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其一,关注后现代问题与现代性启蒙话语的错位,批判其保守主义倾向;其二,对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反人文精神价值维度加以反思,阐明其意义迷误;其三,分析后现代问题与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强调“后意识形态”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一批判维度和价值立场,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