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若干思考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多年来,不断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呈现“厦门之美”,但在创新驱动、实体经济、要素保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经过对全市300多家企业开展的调查和研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等对策建议,为厦门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智慧力量。     

乡村全面振兴下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路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保障,对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创新、支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仍然存在政府缺合力、数据归集难、评价不精准、风险防范弱、产品匹配难等问题。建议基于社会各界形成的政府主导型、金融主体主导型和市场机构主导型建设模式,围绕信用建设“常态化”、数据归集“规范化”、主体画像“精准化”、风险防控“高效化”、农村金融“均等化”五大方面,加快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为金融活水注入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厦门国有企业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厦门国有企业伴随厦门经济特区而生并一起成长,高效支撑城市开发建设、交通运输、市政运行、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商贸物流等。但是相较深圳等地区的优秀企业,厦门国有企业仍存在制造业投入较低、产业布局不够优化、产业基金数量和规模不够、创新能力以及资源和人才吸附力还不够强等问题。新发展阶段下,厦门国企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提升站位,充分发挥国企牵头引领与支撑托底作用,通过政策赋能、管理赋能、资本赋能、科技赋能等强基固本,重点强化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资本运作、数字化转型等,精准补民生和农业农村等短板,力争实现从“支撑保障国有经济为主”向“全方位高水平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定位跃升,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海警机构海上维权执法协作的问题与规制

《海警法》第59条确立了海警机构海上维权执法协作机制。海警机构与其他部门在海上维权执法方面的有效协作,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海洋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也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前,海上维权执法机构之间的协作在执法目标、管辖区域、执法权限、回应过程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上述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常设协作机构,单向性协作存在行动阻碍,部门本位制约,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等。有鉴于此,应当坚持法治原则,适时组建涉海综合协调机构,构建双向协作机制,完善配套的程序机制,从而有效提升海上维权执法协作水平,加快海洋强国建设。     

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

党的十七大关于"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构想,为我们下阶段的对台工作提供了明确而系统的指引。毫无疑问,法律机制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同时,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在性质、目的、功能、内容和体系上具有鲜明的特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趋势、运用宪法思维处理台湾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反对和遏制"台湾法理独立"等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包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宪法机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部门法机制,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法律障碍的解决机制等。     

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

探究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破译我国刑事政策制度绩效之谜的关键。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是由再界定、组织、激励、协同、监督与评价机制等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而这种结构体系又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度绩效得以发挥的充分、必要条件。针对目前我国刑事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应该以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建设为突破口,优化我国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     

中国商法:成长的烦恼

商法仍然是民法的特别法,但是并不因此取消其独立性。现代商法越来越具有商人法的性质,越来越注重商人的身份。因此,中国尽快制定具有统率意义的《商事通则》显得尤为必要。因为中国的商法体系中最缺少的就是商法总则中的相关内容——商人、商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营业资产。     

网络广告中的法律问题

网络广告的迅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相关的法律问题,应当针对这些法律问题,根据出现的新情况,完善对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以促进网络广告的健康发展。     

当代青年初婚态势的嬗变：风险、成因及治理

当代青年初婚态势发生了嬗变,即初婚人口数在2013年-2020年间持续下降,由此衍生出婚姻文化异化、婚姻价值失衡和人口结构失调的风险。这一嬗变源于多重影响：包括婚恋决策的主体性和自我性、婚姻观的现代性和经济性,高等教育扩张的初婚推迟效应、以及社会压力和婚育成本的负面效应等。因此,需形成以价值引导为先驱、以婚姻家庭制度建设为支撑、以社会保障体系为补充的治理路径。在价值引导层面,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当多维度塑造青年的新型婚育观;在制度支撑层面,应重点治理婚姻缔结前的婚嫁陋俗和天价彩礼问题,以及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角色冲突和时间资源压力问题;在社会保障层面,应强化生育抚养保障和就业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