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程序中的权利告知及其法律效力

侦查主体的"权利告知义务"与被追诉人的"知之权利"相辅相成。它不仅是被追诉人组织有效辩护的制度前提,也是侦查程序法治化的重要表征。在法治发达国家中,侦查权利告知机制的法律效力主要依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支撑和维系,并形成一套相对合理的规则体系。在我国,侦查机关不仅不负有告知义务,还经常侵犯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摆脱被追诉人权利配置的畸形现状,我国刑诉法修改应当对权利告知机制给予重视,构筑一套相对完备的权利告知体系及相应的程序运作机制。     

论人权到近代民权的重构——兼论近代民权催生的本土机制

作为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民权一词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传统权力一元化思维模式揭示了民权产生的权力来源;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思想造成了民权之个体权利诉求意识的缺失;以顺服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规则窒息了个体权利主体的生成;以宗法为特征的传统组织模式则直接抑制了多元对抗社会的萌生.在传统文化的重构下,民权远离了西方的人权理念.     

试论安置帮教制度的法律构建

法律冲突、强制帮教阻碍了刑释人员基本权利的自然回归。充分保障刑释人员的基本权利，应该进行法律清理．以保障刑释人员基本权利的回归为核心，确立非强制性的安置帮教法律原则，建立分类帮教和安置制度。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提高检察工作水平——本刊副总编陈秋兰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张耕副检察长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于2007年10月28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师法》的修订，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扩大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同时，《律师法》的修订对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又为检察机关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自身素质、能力和水平提供了机遇。围绕着贯彻修订后的《律师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提案的答复

修订后的《律师法》正式实施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规定的冲突。全国十一届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何悦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提案。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可以回答持续至今的《刑诉法》和《律师法》的争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事审判工作提出八项要求努力确保当事人打一个明白的官司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民事审判部门日前提出八个明明白白的要求,以确保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一是文书送达要明明白白。诉讼过程中,审判人员要提高程序意识,对起诉书、答辩状、应诉通知书、地址确认书、传票等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文书,要准确填写,明白解释,让当事人真正理解各项文书内容,行使好诉讼权利。     

略论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

由于全球化的因素，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多方关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也因全球化的影响产生了新的问题。多民族国家应当在公民权的语境里来理解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自身所诉求的权利。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对权利的诉求反映了他们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因此，当政者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倾听来自少数民族民众的声音是多民族国家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最起码的要求。     

试论消费者的事前和事后权利救济机制——以三鹿奶粉破产案受害者为视角

三鹿集团因为践踏市场经济的道德底线,从而走上了不归路,其破产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此案中受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护呢?有学者建议应该采取政府积极介入、改变破产财产清偿顺序以及追究股东责任等措施,然而将以上措施放置在三鹿破产事件中,一旦遭遇企业毫无清偿能力的现实,则受害消费者的权益仍然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应当建立受害消费者权利的事前和事后救济机制:即事前建立产品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事后建立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国家赔偿机制。     

从我国刑事诉讼结构看律师辩护人地位——兼以律师法的最新修改为视角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人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从刑事诉讼结构理论的角度来讲,这是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所致。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不足。新律师法的修改为改变不合理的诉讼结构,提高律师辩护人地位,真正实现控辩平衡和审判中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自由与权力：如何超越零和博弈?——《权利的成本》读后

《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系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和宪法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已由毕竞悦女士精心译成中文,自北京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首版以来,数次重印,是一本深受欢迎的学术作品。在这本不厚但颇为耐读的书中,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