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务“零公里”出发——临高经验的启示

<正>临高经验关键在于抓住一个"做"字,突出一个"情"字,交出一个"心"字,落到一个"实"字。临高模式的成功,说到底在于各级党员干部把群众放在了最高位置,摆正了自身服务位置,赢得了群众心中位置。临高把党建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紧结合起来,在全县176个行政村推广"零公里"服务中心建设,搭建平台,创新机制,架起党群连心桥,有效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有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临高"零公里"服务的成功经验,可概括为15个字:以"三转四化"实现"两下一升,两零一暖"。"两下一升,两零一暖"是服务目标,具体为:权力下放,服务下沉,群众满意度上升;服务零公里,干群零距离,基层暖心里。两零一暖,从数字     

苏格兰独立公投及其影响

<正>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400万常住居民举行公投,以决定苏格兰是否将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一公投举世瞩目,因为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将对英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此次公投已尘埃落定,苏格兰将继续留在英国,英国的统一和完整得以保持。但是,此次公投的原因及其影响,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官中介”实为权力寻租新道具

正荆州一家化工公司准备投资100多万元上马一个新项目,安监部门要求其去当地一家中介做安全评价。公司负责人介绍,"安评"仅是指出不同建筑物之间的距离要求。"然后这个距离画几个框框,这就要20万。这还不包括验收,验收还要五六万。"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湖北利川市一家企业负责人对此同样感受深刻:"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本来政府部门机构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现在(指定的)中介2万元都做不到。"(8月31日《长沙晚报》)     

纠结市县之争——河北试水财政省管县

古人对县政有过经典的总结：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而今，“扩权强县”改革被舆论定位为中国最大的一次权力下放运动。 改革始自1992年，浙江、河北、江苏、河南等省份陆续推行了以“强县扩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     

学会管理员工

管理者的影响力来自哪里?说来说去,无非两个字,一方面来自于权,另一方面来自于威。在很多人看来,领导的艺术就是恩威并施,如何能让员工既爱又怕,既感觉到约束力,又能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几乎是所有管理者深藏在心底的愿望。     

史海一勺

历史上党代会促进了哪些政治体制改革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体现在6个方面: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二、精减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权力下放。四、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五、废除领导终身制,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体制。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摘自《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史纪事》)刘少奇退掉夜餐费刘少奇夫妇经常通宵工作,工作人员觉得秘书和卫士加班都有夜餐费,刘少奇也该有。1962年,工作人员背着刘少奇夫妇给他们申请了夜班加餐费,每人每天5毛钱一个月两人共元钱过了许久刘少奇才得知此     

屯昌县人大关注省直管市县权力下放工作见成效

截止到今年4月15日，海南省下放的行政管理事项有关单位派员进驻屯昌县行政服务中心已经四个月时间。目前，中心各项行政服务工作进展顺利，人民群众对政府的阳光作业表示满意。     

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塞拉利昂和喀麦隆

应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协会和喀麦隆领土管理和权力下放部的邀请,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道玉为团长的对外友协代表团一行14人于2005年12月上旬对上述两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塞拉利昂副总统贝雷瓦、议长考恩、副外长卡马拉,喀麦隆议长卡瓦那、领土管理和权力下放部部长级代表埃杜等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代表团与塞中友协和喀领土管理和权力下放部分别进行了工作会谈。塞拉利昂副总统贝雷瓦代表正在国外访问的卡巴总统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塞中友谊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双边友好合作不断加强。塞政府和人民感谢中…     

3 服务地方改革，规范权利运行：延伸检察职能 服务扩权强镇

2006年底开始,绍兴县率先在全省启动新型城镇建设,并选择钱清等7个乡镇、街道,进行强镇扩权试点,将原本由县级职能部门行使的权力下放给乡镇在辖区内行使。针对这一情况,我院在新型乡镇（街道）设立了检察联络室，派驻了检察联络员。我院主要以职务犯罪预防为重点，开展下列各类工作：     

当代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实行的是适合本国国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但在其具体实现形式上所采取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却存在着种种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作的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传统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根除,同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监督乏力和地方主义膨胀,中央与地方职责权限划分不科学、不具体,且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等等,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认真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