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的公司权力配置研究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处于公司治理中心的权力配置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以公司所拥有的资源为视角,可将参与公司权力配置的资源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这两类。在对影响权力配置的产权状况、资源结构和性质、资源的集中度等关键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公司价值创造的逻辑,公司权力(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可基本分为一元主导、二元分享和多元共享这三类配置模式。这一研究对公司治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隐形市场法律规制研究

依据国家对土地交易的认可度与控制程度,土地市场可分为公开市场与隐形市场。隐形市场破坏交易安全、影响公开市场的秩序、影响国家土地收益,应得到公共权力有效控制。治理隐形市场应该从产权界定、强化公共权力管制的角度入手最大程度地降低隐形市场对土地资源整体配置效率的损害。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二十三)

杨治科:地方人大应以社会发展促和谐以法推和谐以稳定保和谐崇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杨治科撰文说,人大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当前应从以下几项工作抓起。第一,狠抓第一要务,服务经济建设,以发展促进和谐。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论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是启动国家征收的前提也是国家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的公共利益法律界定模式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完全的列举模式。实践中,具体的公共利益的界定应由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依法定的符合公共决策规律的程序行使。人大可以通过对土地出让金、财政预算的监督,以及行使《监督法》赋予的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监督权等方式间接控制行政机关“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司法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界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应在体制上保障其中立地裁决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征收纠纷。     

高等学校自主支配经费变化与权力结构变迁——基于1990-2005年我国普通高校办学经费的分析

当前,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的投资主体正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转变,高等教育的产权也相应地由集权结构向分权结构发展,使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的分配与使用更趋复杂.要求高等学校建立起相应的权力结构框架.为此,一方面要对高等学校的经营权与教学权进行分离与整合,另一方面要对高等学校的产权制度加以明确与规范.     

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

国家紧急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特别容易沦落为压迫人民的暴力工具(国家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扩张性的本能可以很方便地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因而必须树立各种理念和原则并将之作为国家紧急权力的伦理基础。对于法律而言,它们具有先在性,国家紧急权力乃是以一般伦理规范的预设为前提的。其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紧急权力的权力基础,保障人权原则设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终极目的,有限权力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范围,法治主义原则提供了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依据,分权制衡原则体现了对国家紧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国家世俗原则划定了国家紧急权力的最后底线。     

和谐社会与薪酬制度的公平性

和谐社会的核心本质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利益公平分配问题。竞争性行业的薪酬遵循市场机制规律,而垄断性行业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不仅是收入差距的问题,更在于有效约束行政权力。将“权力要素”逐出经济活动和分配过程,关键在于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民主和法制进程以及对国有垄断性行业监管水平是实现利益公平分配的必由之路。     

石屏白村社区精英与意见领袖的变迁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对某一特定社区的研究中,总难以避免地涉及到这样一些个体,他们享有某种权力或威望,在社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他个体的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是社区中的头面人物,如头人、长者、宗教职业者、知识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帝制时代的德国 ,发展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 ,被威权时代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继承 ,在法治发展的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在我国 ,因为学生状告高校等案件的涌现 ,部分学者提出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但是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理念上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逻辑体系上相互冲突 ,在实践中无解决问题之力 ,因此在我国没有引进的意义。对于原特别权力关系涵盖的领域 ,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     

新刑诉证人制度探究

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情、核实证据、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这一制度一直流于形式,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审判的公正性,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证人作证难问题却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制约着新的庭审方式效能的充分发挥。因此要想最大程度上的实现司法公正,必须进一步改善当前不合理的证人制度,从立法层面上为证人制度的全面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