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法律运行与观念流变

对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遗失物制度细致分析表明: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古代遗失物制度既非以《周礼》为原型,亦非呈现某种波浪式的摇摆,却很符合直线———断裂的范式。支配着古人遗失物制度立法思想的是一个高度稳定的观念层:其核心是“失物返还”和“拾遗近盗”,对前者信心的崩溃则带来了明清律遗失物制度的戏剧性转折。理解古代遗失物制度的关键是“道不拾遗”的隐喻,正是这个神话,使古人把遗失物问题政治化了。从根本上说,中国古代遗失物制度的立法动机是维持秩序而非确立权利(物权)。在奇迹般的大化之境的背后,则是对全能全知的政治权力的渴望和信仰。     

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的新思考

就法理基础而言,以国家行为不可诉原则、“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理论反对创建军内行政诉讼制度,理由不能成立。就实践发展而言,创建这一制度是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军方针、推进军队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军人合法权利保护、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挖掘军事司法潜能、构建和谐军营的内在要求。在制度建构中,应当以国家行政诉讼法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军事变革规律,限制军内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时间范围、简化司法机构、实行地域管辖。     

基于信息技术的公民参与效果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到来,公民参与作为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1984年科学地预测到,信息时代的政治形式即“共同参与制”。在这种参与制下,政府原有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模式被打破,平面化的结构取而     

立法机关为什么能行使司法职能

立法机关司法职能的正当性来源于政治权力运行的逻辑必然和实现对它权的制约需要,分权并不排斥各政治部门之间为了合法的目的而进行最低限度的权力交叉;同时,发挥代议机构的政治协调功能以及司法权的社会分享也为之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根基。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是腐败现象和权力现象的相关性决定的。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就要从体制机制制度设计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而这些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体制机制制度的设计都必须用法律作保证。权力运行法制化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如何实现权力运行的法制化,首先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其次,权力配置特别是公共职位权力配置要规范化法制化。再次,要加强廉政立法,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廉政法律体系。     

立法,铺设权力轨道

近谋远略,助推人大制度行稳致远 2020年,国家立法在各个领域开疆拓土的同时,围绕人大自身权力运行和制度完善的变革亦在与时俱进,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塑造了一道鲜明的立法景观.     

从权力融合到两党分治--政党制度与美国分权体制的演变

美国分权制度的演变首先经历了两个权力融合阶段,即以国会为中心的国会政体时期和大政府时代“帝王般的总统”时期。随后,作为对行政权急剧扩张的反应,两党分治模式成为美国分权体制中的新景观。两党分治现象的产生,有力地遏制了行政权扩张对分权制衡体制所造成的威胁;但它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两党分治模式下,政府的行为方式趋于保守,不同部门之间也经常存在“过度阻滞”现象,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宪政体制的效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新问题。     

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权力的完善性扩张

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与检察监督性质特点相适应的监督制度未能有效建立,检察监督的权力行使空间被压缩,监督目的被扭曲,监督功能未彰显。因此,有必要重新检审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性质特点,修补立法漏洞,建构与之相匹配的监督制度,回复检察监督权力至正常状态,以制衡审判权力,规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公共权力与政府权力辨析

公共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公共权力比政府权力起源更早,范围更广;公共权力是政府权力的源泉,公民通过宪政方式将公共权力赋予政府,形成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在产生政府权力的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公共权力不可分割,政府权力可分割。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便于对此类问题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