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立法体制与军事立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

军事立法体制是关于军事立法权限划分的系统或体系。它所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立法权由谁行使及怎样行使的问题。我国的军事立法权限可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面。具体到权力的行使 :中央军委具有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 ;中央军委与国务院的军事立法权限划分问题较为复杂 ,只能根据宪法和国防法的有关规定及其精神来具体划分各自的权限 ;在地方立法机关的军事立法权限问题上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军事立法的最高权限 ,国务院有权制定有关军事行政法规 ,地方不具有军事立法权 ,地方性立法 ,原则上不宜直接对驻军作出规范性要求。在军事立法实践中 ,今后应明确军事立法的权限 ,规范军事立法程序 ,加强军事立法的计划性 ,健全其法规体系 ,提高军事立法质量。     

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视野下检委会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检察委员会是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理论实务界对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委员会这一特殊办案组织体的关系、权限和内容的认识并未统一,检察委员会的实践也存在不适应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地方,有必要对其优化.本文以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为例,对现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检视,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对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完善与创新方向、途径提出初步设想.     

深入推进统一业务系统部署应用 促进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强调要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机关内部各层级权限,明确各类司法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目的在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进严格司法。全面推行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统一业务系统)是最高检党组立足检察工作全局、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作出     

关于完善立法体制

(摘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5-03-08)我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修正案草案对立法体制的规定作了如下修改:一、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按照这一要求,总结近年来的实践,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     

公众参与重大决策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之一

在新近公布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四川省政府要求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行政权力。在以往,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在出台重要的行政决策前没有进行必要的充分的调研论证的情况时有发生,存在关门决策、拍脑袋决策的嫌疑,公众的知情权被代表,导致一些决策出来后不能让群众满意。应认识到,重大行     

论国际法对国家国籍立法权的限制

在当今世界,国籍是个人在法律上最重要的身份依据之一。在一个国家内,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之分。区别本国人与外国人的依据是个人的国籍。在大多数国家,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在待遇标准上也往往会存的差别,例如有些国家的公民在一国可享受某种优惠,但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该国则无法享受同样待遇。在国际场合,国     

"红头文件"法治化探讨

"红头文件"在行政机关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发挥着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理性审视现有的"红头文件",发现与法律冲突的现象较多."红头文件"的法治化,必须完善立法,明确制定权限,规范程序制度和实现有效监督.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的新趋势体现为大型场景下对企业公开数据的批量抓取、使用,由于当前我国缺乏成熟有效的数据访问规则,加之大数据反垄断的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面临新挑战。对此,应从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着手,摒弃传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益,重视“数据利用安全”法益（可控性）对传统“数据安全”法益（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CIA）的补强意义,确立以“消极防御+积极利用”为核心的全新“数据安全”法益。未来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建构“以权限为中心”的数据访问规则,并适时增加反垄断的公共政策考量,将获取企业公开数据的行为出罪化,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罪刑法定下我国刑法司法解释问题研究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罪刑法定视野下,立法主体、司法主体均可以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其权限范围内对刑法作出必要的解释,以达到刑法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混乱,最高法和最高检都有司法解释的权力,两者存在相互冲突。因此,首先要明确最高法拥有解释权,然后逐步限制、取消最高检解释权的同时,充分发挥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是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发展改革趋势。同时,有必要发展法官解释体制,构建刑法判例制度,从而完善最高法院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