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旨趣到政治实践: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一个比较

在福柯眼里,马克思与尼采、弗洛伊德一样是独具一格的话语体系的创造者,但同时,马克思的理论作为19世纪知识型的代表,难逃“人之死亡”的命运。福柯用“话语／权力”学说构筑新的人文科学话语,对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特质的近现代哲学进行清算,并有意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距离。作为一个用生活实践理论的哲学家,福柯充满战斗性和反抗精神的个人生活与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在旨趣上相距甚远。     

访美散记

去年10月,我随团赴美,在纽约、新泽西、拉斯维加斯等地学习访问。由于时间短暂,接触的美国人不多,对美国社会更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但是即便如此,还是在匆匆的行程之中,获得了许多新鲜的受益．故在此择其二三,简约道出。     

《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

杨利敏在《法学》2000年第6期撰文论述了《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的问题。作者认为,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法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解读

2004年9月6日．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     

试论社区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在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职能转变的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基层依托,以至出现了管理真空,阻碍了健全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加深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难度。社区建设在巩固基层及沟通政府、市场与社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通过大力开展社区建设,不断加强社区自治体系建设和社区党组织建设,使社区能够承接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企、政社职能关系调整过程中的基层管理事务,并在保证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坚实有力的社会基础和基层依托,这是实现政府职能顺利转变的新途径。     

从完善权力配置来防治权力腐败的思考

腐败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权力配置失当则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完善权力配置成为防治权力腐败有意义的新的切入点。完善和处理好党政机关一把手之间及党政机关内部的权限范围,完善选拔和用人制度,真正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及建立真正有效的职责一致的权力配置机制等,对于完善权力配置都是十分重要和有意义的。同时,完善权力配置应以法律为依据,合理充分地加强和体现法治色彩,淡化旧式的个人权威。     

浅析虚存实取式金融计算机犯罪及其防范措施

近年来,虚存实取成为金融计算机犯罪的主要形式.其犯罪实施过程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犯罪的预备阶段;侵入计算机系统阶段;修改计算机账务数据阶段;提取现金或转移资金阶段;潜逃或隐蔽阶段.针对以上犯罪过程,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有效地防范这种金融计算机犯罪行为.首先,要加强对银行工作人员的培训,阻止犯罪分子获取计算机系统的访问权限.其次,应加强对计算机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保护.第三,应加强管理,建立健全的银行计算机安全工作管理体系.     

台湾公正新制下的公证人权限——兼论公证权力的扩张

壹前言 台湾公证法于1999年4月21日作了一次大修正,同时间也通过了民法债编的修正,这两个法案的修正,使台湾的公证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关新公证法中的民间公证人制度,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见<中国公证>杂志2004年第1期),本文拟就公证法修正后,台湾公证人的权限,作一说明,并就强制公证(即必须公证)的观点,探讨关于公证权力扩张的问题.     

刑事不起诉及权限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刑事起诉制度，在公诉制度中又运用了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来指导刑事公诉。不起诉作为公诉制度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在我国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原因不仅在于法律设置的过于疏漏，而且对不起诉权的定位，学术界也未给予足够的探讨。一、不起诉的性质及适用案件根据诉讼法理可知，不起诉是指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根据其职权对于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后，确认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欠缺公诉条件或起诉无必要的）而作出的不将案件交付人民法院审判而…     

欧盟共同外贸政策的制度分析--权限、机制与有效性

从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欧盟共同外贸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三个变量——权限分配、权力结构和决策程序,来透视影响共同外贸政策制定的制度性因素。成员国与欧共体委员会之间就共同外贸政策的权限之争在历次条约改革中得到明显体现,欧盟共同外贸政策始终存在共同体权限缺失的不足,即使是在欧盟宪法条约中也没有授予共同体在外贸政策上完全独享权限。欧盟委员会仅仅是共同外贸政策的执行者和代理人,它对部长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特别是“133委员会”存在严重依赖,并受到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的牵制。部长理事会内大量使用全体一致通过的表决原则,影响着共同外贸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即便是特定多数表决方式下,由于“卢森堡妥协案”的深远历史影响,成员国往往也寻求一致通过决议。这些因素均对欧盟共同外贸政策的连贯性和有效性产生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