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再定位的实现途径

一、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     

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的合法性分析

政府强制统一更换商铺招牌,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决策行为应依法进行.政府强制更换商铺招牌必须在法律授予的权限内行使,遵循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专家参与,符合行政决策的实质合法性要求,特别是应符合比例原则.     

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实施的法律规范供给

区域协同立法对解决地方立法间的冲突、构建一体化的区域法治环境、促进区域内的深度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立法规定了区域协同立法制度,但在实施中仍存在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包括协同主体存在争议、协同权限不明确、协同形式未确定、协同立法效力未明确,以及协同的底线未划定等。应基于区域合作及协同立法的现实要求,加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实施的法律规范供给,尤其要根据区域协同立法内容“一致性”或“互补性”及协同立法形式的“紧密型”特点,明确具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的协同立法主体地位和立法权限,鼓励创新协同立法形式,赋予协同立法文本更高的法律效力。此外,还要划定协同立法不能形成新的区域保护主义的底线。     

一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法律

《行政许可法》是推行依法行政的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对行政许可的概念、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设定范围、设定权限等关键性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它的实施对于规范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和民法保护模式

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为虚拟财产理论和立法的核心问题。现有理论将虚拟财产当作物或权利，陷入了独立性判断的误区，虚拟财产依赖互联网技术系统且受代码控制，在客观上因缺乏独立性和特定性不能成为物权客体；虚拟财产的真实表现形式是二进制的电子数据，而非屏幕显示出的信息，它属于技术和工具范畴，并非信息本体；数据的工具性和代码操控性决定了法律对其直接调整的失灵，虚拟财产应作为数据“操作权限”这一新型法益类型进行范畴界定。虚拟财产应通过侵权法一般条款和相关账户安全保护法律的完善来获得民法上的保护。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的新趋势体现为大型场景下对企业公开数据的批量抓取、使用，由于当前我国缺乏成熟有效的数据访问规则，加之大数据反垄断的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面临新挑战。对此，应从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着手，摒弃传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益，重视“数据利用安全”法益（可控性）对传统“数据安全”法益（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CIA）的补强意义，确立以“消极防御+积极利用”为核心的全新“数据安全”法益。未来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建构“以权限为中心”的数据访问规则，并适时增加反垄断的公共政策考量，将获取企业公开数据的行为出罪化，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整合与回应:《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法制困境的纾解

我国在《监察法》实施后仍存在因监察法律规范供给不足而导致的法制困境。《监察法实施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这种困境,并对学界和实务界围绕《监察法》的诸多困惑及争议做出了回应。《监察法实施条例》主要通过融合相关纪检监察规范性文件、借鉴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吸纳《监察法释义》中的办案“规则”等路径,增加了监察法律规范供给。以对监察措施的程序控制强化为视角,《监察法实施条例》回应了既有争议问题,明确规定了各监察措施适用的时间节点、系统整合了谈话措施、部分消除了留置条件的不确定性等。但在政治性话语与法律性话语的交融调适过程中,《监察法实施条例》中仍存在着兼容性方面的偏差和疏漏:职务违法/犯罪二元区分的规则与一体化规则之间、监察规则与纪检规范之间,均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冲突;部分概念表述亦欠缺法律规范应有的精准性和逻辑性。直面由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执纪执法一体推进等所带来的监察法律规范的复杂性,从法制化迈向法治化,是我国监察法制建设的未来方向。     

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的合法性分析

《行政处罚法》赋予国务院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与《立法法》关于部门规章仅具有执行性立法权限的规定相矛盾,也与《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部门规章行政许可设定权的内容不一致。设定行政处罚是重要的立法行为,应当符合统一的立法体制与依法行政的要求。从法制统一角度而言,应当修改《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规定,并通过国务院进行规章清理逐步取消部门规章行政处罚设定权,保留其行政处罚规定权,从而使行政处罚的设定符合《立法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