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聚合：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的优化创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条块关系的优化,这是由我国政府结构和行政体制决定的。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如权责倒挂、协同障碍、治理分立、管理不畅等,本质上都是条块协同障碍所致。因此,基层治理中条块关系优化主要是进一步增强条块的协同性,使基层治理更加协调顺畅。基层治理条块关系协同优化创新可以以政府职责为“抓手”。当前基层治理是在政府职责体系和条块关系的反向互嵌下运行的,此间因职责分离和职责错位产生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与条块冲突等问题。基于基层治理条块协同存在的障碍,应进行政府职责纵横双向聚合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理念创新,并通过结构性、运行性和系统性三个方面的职责聚合构造政府职责清单建设、治理权限适配的实践方式和党建引领的条块联动机制的基层治理条块协同优化进路。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历史事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外、国内的客观形势不同的认知之下,对于中国未来道路所做出的不同选择而引发的一场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论。在争论当中双方依旧保持盟友的关系,双方也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这场争论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成长必须和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     

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冲突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条块关系主要是由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之间的关系构成。基层条块冲突的成因既有组织结构设计的内生缺陷,也有政府间职责同构、事权不清等体制机制原因所致。基层条块冲突突出体现在权责不对称、协调困境、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不顺等方面。优化基层条块关系需遵循属地化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从职能设定、权责关系调整、财力保障、机构编制、运行机制、配套政策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系统推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管理服务重心下移、权责与资源相匹配的总体目标。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的思想解析

沈家本是清末的著名法学家,修律大臣,清末礼法之争法理派的代表。在清末修律的争论中,沈家本系统地阐释了自己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意义的法律思想。其核心即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法学思想,以改造中国传统的以礼为纲的法律体系,主张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道主义、民刑分立、司法独立、改良监狱、建立陪审员和律师制度、对少年犯实行惩治教育、大力实行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才等,对中国法学的近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民事习惯与民法方法——以《日本民法典》的制定经验为例

中国未来民法典与其传统伦理、传统法文化的重要渊源——民事习惯之关系问题在民法学界基本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日本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对民事习惯所采取的从排斥到吸纳甚至给予极高地位的反复经验对中国未来民法典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可能具有重要的启示.日本民法典有关民事习惯的制度安排及其后续遗留问题的处理模式对中国未来民法典民事习惯位置的讨论提供了生动的个案.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程度需要将来的民法典必需慎重对待中国固有民事习惯,以便保障民法典的伦理基础和惯行定式.     

超越南北之争 迈向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共同目标,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围绕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国际上一直存在着南北之争。本文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分歧的原因,并从实际出发,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和途径进行了探讨。     

广东河源紫金县小水电利益之争

在河源市紫金县南岭镇彩头村“西媚水电站”未批先建,没有召开村民大会强制征地、补偿不到位、破坏生态等问题的背后,由于在建设中漠视老百姓利益,老百姓或者不知情,或者被隐瞒,使得小水电利益引发的群体矛盾问题日益突出。     

德日刑法“不能犯”的主客观之争

德国、日本在不能犯上存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德国、日本的不同立场与该国立法相关,对主观主义学说应予完全否定;对立足二元论的具体危险说应予以反思;对立足结果无价值论的客观危险说应予以修正。由于我国无相关立法,对不能犯的探讨,在法教义学上更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