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官道”

在晚清重臣中，张之洞属于跨世纪的人物。从流传下来的照片看，他是个一把胡子的干巴老头，没有什么招人喜欢的地方，当然也没有什么讨人嫌之处。说他是可人，当然不是因为长相，而是此老的为官之道。做京官，属于“清流”（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一景，人称“青牛”，与之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有敢言之名；做疆吏，属于能臣，有洋务之功，过了半个多世纪，毛泽东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     

复评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谈判问题

笔者曾借《中国西藏》杂志发表过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多篇，今日又评，故取名“复评”。既然要重复评论，自是有其由头，近日见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2001年10月24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一篇．一个自称是对宗教“具有修持经验”，“一生对佛法研习修持”的“普通比丘”，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找诳言，有些话便是不吐不快了。     

浅析处置劫持人质案中的谈判

谈判是妥善处置劫持人质案的必然开始。从侦查角度看,谈判具有以下特点:谈判条件的被动性,谈判意向的及时性和谈判目的的原则性。谈判应避其锐气,及时明示谈判意向;欲擒故纵,适时满足谈判条件;顺水推舟,适当摆出交换内容;并且要“谈”“打”结合,相机制服犯罪嫌疑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国共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为国共合作谈判取得成功提供了希望与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2月开始,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与国民党的蒋介石、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宋子文等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着重就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红军的改编和陕甘宁边区政权改制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中共谈判代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毛泽东是国共谈判内容、方针、策略等的筹划者和决策人。以国共合作为主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形成的。     

集体谈判--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及工会职能

劳动关系是分属于不同主体所有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社会化劳动过程中结合而成的社会关系,这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的独特性质.这种新型的复杂社会关系,无法通过传统的法律调整模式完成对其的有效规制,集体谈判机制作为一种适合劳动关系特性的调整方法便应运而生,它通过社会团体(工会、雇主协会)之间的利益博弈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公正与效率.工会作为集体谈判中劳动者一方的利益代表,其显而易见的职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泰国的贸易政策：实行双轨路线

本文旨在评论和评价在金融危机之后,泰国现任政府当前所实行的贸易政策。本文概述在危机前后的泰国贸易政策、各部门的贸易政策、关于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现有承诺、贸易政策制定的制度背景,还论及泰国最近在双边、地区性和多边论坛上所作出的承诺,特别着重     

首届东亚峰会与东亚区域合作

东亚峰会的缘起1990年12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破裂,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召开“东亚峰会”,逐步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倡议。当时应者甚少,东亚各国大多保持沉默,并心存质疑。美国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因为美国担心此举会削弱APEC的重要性及其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由于美国反对,1991年该倡议改成非正式的“东亚经济共策会”,但最终未能兑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经历,使东亚各国深切认识到地区合作的必要性。随后出现了“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会议,建立了由领导人会议、部长会…     

关于建立谈判制度处置警务危机事件的思考

警务危机谈判制度是指警察部门通过使用经过特殊训练、具有特殊技能的警察以解决劫持人质、自杀等事件的工作模式。建立警务危机谈判制度的目的是减少人的生命损失。通过谈判,可以为解决危机赢得时间、获取情报、平息现场紧张气氛。当前实际部门在处理人质危机时采取的做法存在较多的问题。谈判不是妥协。谈判制度的灵活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现代谈判观念探赜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谈判。我们应走出传统谈判的误区 ,确立现代谈判的一系列新观念。     

论日本“不当劳动行为”的法律构成

日本的不当劳动行为是指雇主对劳动者和工会的团结权的侵害行为。不当劳动行为的责任主体是雇主,目前有根据劳动关系的实际状况对雇主性质进行判断的倾向。不当劳动行为主要包括不利益对待和拒绝集体谈判两个方面,前者是指雇主以劳动者加入和组建工会,或者进行工会的正当活动为理由对这些劳动者进行解雇和其他不利益对待;后者是指雇主没有正当理由,对工会的集体谈判加以拒绝或进行不诚实的集体谈判。劳动者或者工会因雇主的不当劳动行为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机关的劳动委员会实行行政救济,或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裁判所进行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