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压力下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研究——基于“压力型体制”的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考验着各国政府的治理韧性。治理的韧性是制度设计力、能动者执行力以及治理对象调适力之间相互增强的结果。基于“压力型体制”分析框架,通过选取武汉、沈阳和石家庄三座大型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为案例,利用各类资料还原三座城市疫情暴发和防控的展开过程,可以探讨在同样的压力下不同地方的治理调整过程,进而得出治理韧性的生成机理。疫情有效防控中的治理韧性通过三种机制生成,这三种机制可以概括为“零减压阀”“政府间目标重合”和“制度-能动者”之间的相互赋能。充分发挥后两种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能动者的作用,对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有重要意义。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防治建议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频发,诈骗、合同诈骗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经济犯罪也易发多发,给国家经济安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和隐患.为有效惩治经济犯罪,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安全和稳定,需要在加强政府管理、强化宏观调控,加强行业自治、强化内部监管,加强司法治理,构建打击合力等三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中国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有其历史必然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在于以制度型开放来破解国内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度型开放意味着接轨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以制度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寻求与其他国家共同的合作空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在“双循环”下实现战略协同。在此基础上,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进一步完善制度型开放,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探索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论法院的组织结构——兼论中国法院的解构与重构

法院结构呈现出二元性、异质性和矩阵性特征.法院异质结构是政治现代化的外因和法院自身结构变化的内因双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审判权的专业化和行政权的科层化存在冲突,两个系统分而治之及法院行政决策权由法官(法官集体)来行使是整合的关键.结构同质化和科层模式成为中国法院的特征,法院改革就是实现同质化结构向韦伯型法院结构的转型.     

涉众型经济犯罪维稳难题破解对策

以非法集资为代表的涉众型经济犯罪持续高发,此类案件涉众性、风险性特征突出,易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加之风险外溢,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给政府维稳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本文分析了涉众型经济犯罪风险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基础保障、预警监测、化解处理、维稳善后""四位一体"的工作机制破解维稳难题.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