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文化制度的理论认知

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标、使命任务、方针和原则,为文化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完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准确理解文化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规律性认识。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学习医学伦理涵养仁术善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再单纯满足于防病和治病;人们不仅要求提高自身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而且对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创造和谐社会心理氛围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医学伦理的内涵医学伦理学作为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指运用一般伦理学原则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医学道德问题和医学道德现象的交叉学科,通过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医学领域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问题的一门学问。医学伦理学包含了评价人类的医疗行为和医学研究是否符合道德两个方面。其中,有三个最基本的伦理学原则:病人利益第一、尊重病人和公正原则。医学伦理根基是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其核心关注的是医者的品德,强调关心病人,尊重病人,不伤害患者的利益,注重技术与服务水平的共同提高。     

新中国经济正义的社会构建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正义实践,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经济正义的追求从空想走向了科学。总体上看,我国在经济正义中主要关注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并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以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基本思想与方法原则对我国当代经济正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道义论、正义论、权利论——西方实践理性的一种变迁

罗尔斯与诺齐克共同攀附康德,试图在道义论中觅寻正义论和权利论的合理性资源,这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难以实现的.从本质上看,道义、正义与权利都是价值理性.从道义论到正义论再到权利论,反映了西方实践理性的一种衰变.     

罗尔斯正义论的和谐意蕴及其现代启示

罗尔斯正义理论逻辑展开表现在三个层次,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起点,公平正义是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正义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罗尔斯正义论包含丰富的和谐意蕴,正义的制度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基础,正义的分配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障,正义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现路径。罗尔斯正义论及其蕴含的和谐思想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刑事和解理论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冲突及平衡

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以恢复正义为核心,包括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两者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刑事和解理论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存在着价值冲突,平衡两者的冲突,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政协委员参加涉外活动应注意的礼仪有哪些？

政协委员参加涉外活动．除了应当掌握基本的礼仪原则外．还应当具备一些社交礼仪常识．特别是一些细节不可忽视。 仪态得体,在对外交往中体现个人修养、礼貌和学识,落落大方。     

中国合作性外交及其目的分析——一个历史的视角

本文通过历史和现实三个时段（封贡体系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外交分析,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古代社会起至今,合作而非对抗是中国对外行为的基本选择。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合作。第二,中国合作性外交的目的在于实现国际秩序和世界正义的统一。本文认为,封贡时期的东亚秩序本身就是正义的,维持秩序就是维持正义,中国在封贡时期的国际合作保证了秩序与正义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基本秩序,同时又通过反霸反帝反殖斗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追求世界正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与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同时又通过反霸斗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推动世界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