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实现目标及其途径

法治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限制权力;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体现民治;实现 法治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安全、方便、经济的参政方式。     

“文革”时期党内正义力量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三次思想交锋述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正义力量针对思想理论领域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搞得混乱不堪的局面,为捍卫党的指导思想的纯洁性和正确性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尤其是三次大的思想交锋即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围绕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从思想上唤起了人们对党的正确指导思想的认识,认清了林彪、“四人帮”所贩卖“理论”的错误本质,从而为最终结束“文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文革”之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准备了思想条件。     

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是我们党基于对自己执政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对国际经验进行深刻反思，在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同构--浅议"文革"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除具配合政治基础的因素之外,应当具有其主体独立性.然而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中,文艺却走上极端,成为了纯粹的政治符号.本文试从文艺理论思潮及文艺创作角度,浅析在文革时期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同构关系及其带给我们的思考和经验教训.     

论格式合同的法律调整

格式条款的产生 ,是对合同自由的异化。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是实践合同正义的必然。我国目前正在起草民法典 ,检讨现行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立法之不足 ,更有其重要意义     

论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分为个人正义和制度正义。制度正义的关键是法的正义。对社会契约、自然法、人权、各种价值的论证都是为了阐述正义的法。严格意义的法的正义仅指法的本体正义,其中包括:法的形式正义——围绕着建构社会秩序法律应当具有的普遍性、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开性;法的实质正义——为了满足人们深层次的、最基本的需要法律所应当具有的保障安全、维护平等、促进自由、增进效率的性状和特征。     

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兼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勃兴与修正

纵观国际私法的发展历史,从法律的单一适用到法律选择规则的出现,从单点要素的定向指引到多元利益的综合考察,从分配立法管辖权的选择方法到关注结果的选择方法,从片面强调主权优位到渐渐注重平位协调,仿佛总是有一根经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引导作用,决定着国际私法理论之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正义的不懈追求.博登海默即曾指出:"在冲突法领域中,有关公平与正义的一般考虑,在发展这一部门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大的作用."[1]法律选择方法的研究一直是国际私法的重要课题,传统国际私法形式正义价值观向现代国际私法实质正义价值观的转变在法律选择方法理论的变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作者决定通过对法律选择方法中正义追求演进过程的分析来揭示整个国际私法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价值转换过程.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我国经济增长外部性问题思考

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外部影响,使世界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调;威胁论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而机遇论则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