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与政治的同构——浅议“文革”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除具配合政治基础的因素之外,应当具有其主体独立性。然而在“文革”这一特殊环境中,文艺却走上极端,成为了纯粹的政治符号。本文试从文艺理论思潮及文艺创作角度,浅析在文革时期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同构关系及其带给我们的思考和经验教训。     

主物的私意论和公意论及和谐社会发展

私意论和公意论是在意识领域中既智意的最核心部分,也是主物的本质特征。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把中私意和中公意的辩证统一概念为模式,即要求统一的发展,又加快中公意识形态的继续发展,以便早日实现大公意的产生和发展。和谐社会发展是大公意实现的前提。     

合作作品含义探析

我国著作权立法对合作作品的定义没有做出正面、明确的规定,导致学说和实践对合作作品的认定存在很大的分歧。应该坚持制度创新,将合作作品认定为“由数位作者付出独创性劳动、并且各自的创作意图和合理期望均指向该部以最终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部完整的共同作品。”     

律师的社会责任

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走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你视一切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唯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这是胡乔木先生为律师题写的经典诗句,诗中将律师的高大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无数次看完这首诗。无数次读到这首诗,总会从这首诗里读到一种律师不容推脱的职责,这就是律师的社会责任。     

道与中国法律传统

龙大轩在重庆《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上撰文《道与中国法律传统》指出，“道”的原始含义是道路的意思，后引申为事物从起点达到终点所须经由的过程、步骤和所须遵循的规则、规律。它的涵义是：1．道是宇宙的本根。2．道是万物生成、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3．道是人类不能违抗而只能须应的总法则。关于道的理论．至少在汉以前已被称为“道论”，是关于“宇宙——社会一人生”的由外向内推的思维方式。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一起受贿案彰显出的法律正义

2005年5月10日,原诸暨市中医院浣东分院院长李永宜因涉嫌受贿被诸暨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5月23日被逮捕。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于同年8月11口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控告李永宜在1997年7月至200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7人送的人民币共计62000元。诸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李永宜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问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多次非法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9000元。据此作出被告人李永宜犯受贿罪的判决,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万元,赃款49,000元继续予以追缴。李永宜不服上述判决,于2005年11月4日上诉至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由王全明律师(观为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其新的辩护人。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知识产权法的正义价值取向

理论之树常青,关于知识产权价值的讨论也应当是常谈常新。不同的法律制度蕴含并追求不同的价值,且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也不例外。知识产权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自身包含的价值;知识产权要持续其正当性,离不开对其所蕴含价值的不懈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于知识产权,有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没有了这两轮或者两翼,知识产权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分别讨论了知识产权的正义价值、知识产权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知识产权的效率价值,不仅体现了知识产权法对法学领域古老的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对市场经济社会效率价值的追求。知识产权法不仅要激励创新以求社会进步,也要公平正义且有效的确定利益归属和分配以保障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