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研究论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对其基本问题,即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分别进行梳理、分析和阐述,具有重大意义.     

新形势下实现公平正义的路径选择

2011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谈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新形势下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价值和重要影响。人们经常说“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天地之间有杆秤”,说明公平正义观念永存于每个人心中。     

未来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融、结合吗？——评“趋同论”、“交融论”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赞同“趋同论”、“交融论”的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杀了两种社会形态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对立性。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这与社会制度的趋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民主社会主义是进行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西方古典经济区位理论著作中译本版本简介

一、西方古典经济区位理论论著概况"区位"一词源于德文复合词"standort",首创于1882年,"stand"意为"站立"、"位于","ort"意为"地点"、"场所"、"位置","standort"意为"站立之地"、"位于……(地点)"。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其争论问题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及相关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党史、国史研究和教学中的难点问题。2010年6月29日,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多位教授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他们对发言稿作了整理,这些发言各有角度,对全面认识这一问题都有所启发,可以增进学术界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参考,以利于深化对这一学术问题的研究。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正义理论评析

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是罗尔斯新自由主义“正义论”的两个信条。他批评功利主义把人当作手段来看待：可能导致对某些基本权利的漠视乃至侵犯：不能避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诺齐克提出“持有的正义”理论,以对抗罗尔斯“分配的正义”理论,从自由主义内部对罗尔斯“正义论”进行批评。表现了现代西方社会里中上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对立。麦金太尔则倡导社群主义,批评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都没有“应得”所必需的共同体概念。麦金太尔等思想家对西方现代社会所作的否定性批判,揭示了从启蒙运动以来,摈弃德性传统,追求全面功利化所造成的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     

离开了按劳分配原则还谈何分配主义？--与李惠斌先生商榷

李惠斌先生认为分配正义不仅应当体现在工资分配方面,而且还应当使劳动者参与增量股权分配;同时当投资人直接经营企业时应当得到资本收入。本文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每个劳动者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就都能各得其所,通过竞争过程各个企业、各个行业的收入水平就会平均化,从而就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实现分配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第一位的因素。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对推进“五位一体”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坚持科学发展、协调推进"五位一体"建设是对唯物史观的体现,表明唯物史观在今天并没有过时。恩格斯晚年在完善发展唯物史观过程中提出的"历史合力论"对于我国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主义视角下量刑情节的分类

在世界范围内,责任主义与刑事政策是量刑的两大支柱。在刑事政策目的观主导下,责任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未受到很大重视,以致我国量刑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无法深入。从报应与功利相融合的一体论出发,以德、日刑法责任主义原理下责任刑与预防刑两大量刑情节体系分类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刑罚根据论及其对量刑活动的影响,可以得出:从法定刑到宣告刑,其本质是在刑罚根据论指导下将影响量刑的情节重组归类的过程。以"报应限制功利"的刑罚理念架构"责任限定预防刑上限"的量刑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探析

2005年以来，美日印等国家掀起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本文从全球层面、东亚地区层面和中国国家这三个层面，概括了其出现的背景；从战术、战略和心理这三个层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认为“中国军事威胁论”影响到了中国外部舆论环境，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影响中国军事外交。为更有效地应对该论调，我们不仅要“做好”，而且要努力“说好”。